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去年高调宣布在美国建厂，引发一场议论后，最近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遭遇了“出人意料的麻烦”，除了激烈的工会抗议，还有一名前经理提出种族歧视诉讼。曾经说过到美国投资听起来很美的曹德旺为何有如此不美的遭遇？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最常遭遇哪些问题？就在今天，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将在美国底特律举办招商大会，在中国企业大举挥军美国市场时，如何避免陷入类似的困境？
时政评论人何清涟表示，曹德旺付出的其实是一种政治成本。当初他考虑迁厂到美国，主要是考虑到营运成本，如税收、水电费、土地租金、物流成本等，但他低估了投资美国的“软成本”。她说：“谈到税收高，中国有死亡税率的讨论，也就是企业税收在中国税率达到68%，最后中央不高兴叫停，就没再讨论了。土地租金大家也知道相当高。所以美国企业回流，考虑到原来土地、劳动力低廉、税收优惠都没有了。曹德旺到美国来，把硬成本都打进去了，唯独软成本估计不足。软成本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管理，也就是制度成本。企业管理包含美国很多法律，比如劳资关系法和很多福利等，也就是说管理是对人的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恰好是曹德旺事先没有接触的，因此被投诉了。”
何清涟说，俄亥俄州的工会势力相当强大，过去美国工会把本国资本家斗到出逃，因此他们失业状况非常严重。曹德旺遇到全美最强的汽车工人工会，遇到这些困难是情理中的事。她说：“曹德旺处理的其实还行，大家不要认为这只是他遇到的问题，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在西方、在非洲、在拉美都遇到这些事情，被工会搞得非常狼狈。中国企业的问题，是在劳资关系上，很不注意公认的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企业的工作环境不符合国外的标配。”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芍佳说，中国企业家的通病，是把在海外经营的企业当作本国企业，以为成功的“中国经验”能复制到海外。中国企业家将“一人在上”的权威文化移植到西方，最后碰得头破血流，因为海外工人的权利保护意识非常强，且有工会帮忙打官司，中国企业家因此付出高昂代价。
何清涟说，中国工厂环境不符合西方要求的干净清洁，且企业向工人灌输他们的饭碗与工厂连在一起，将企业斗垮会导致自己失业的观念。中国企业通常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给工人薪资，并且常要求加班，这些都让美国工人难以接受。
刘芍佳说：“曹德旺面临的挑战，就看它打官司的成本有多高。如果是无限高，那最终肯定倒闭。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权威主义文化和西方的法律文化有冲突。中国成功企业家到国外也满遵守法律的，但不管成功或守法与否的企业家，他们根本上就是喜欢员工听话，只要听话，问题就可以解决。但往往西方的企业家不听话，教他做一些违背规则的事，或哪怕是走一些灰色的路来解决或绕开制度壁垒的话，他都不会干。这个时候中国企业家就会说，你怎么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不听话的话中国企业家往往会用中国权威主义的文化将她接骨或采取极端措施造成冲突。冲突的结果在中国顶多上法庭或通过朋友私了，在美国就要找律师打官司。打官司的成本大家都知道，把一个人丛飞机上拖下来可以达到几亿美金这么高的成本，曹德旺若吃不消就准备倒闭。中国企业家在美国最大的冲突就是他要员工听话，员工不听话。我觉得中国企业家一定要做好各种功课，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再到海外投资，否则永远会碰壁，永远会有矛盾。”
何清涟说：“其实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比欧盟好得多了。欧盟的福利成本和税收简直是高得吓人。美国的法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美国工人当然比中国工人处境优越得多，但跟欧洲工会相比还是好对付的多。所以我觉得曹德旺的情况有两个选择。第一，预估打官司成本后和对方谈判，如果真要那么多钱就迁厂，比如印第安纳州有些工人联合起来拒绝工会势力，因为美国工会捣蛋破坏劳资关系很常见。第二、美国是吸引最多外资的发达国家，也是中国资本最大流向国。马云的做法是网络业者在做，不会面对太多工会的关系，只有美国中小业者参与，相对简单得多，只要按照合约提供平台，在制度上符合美国的法律规范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
刘芍佳说：“我觉得投资环境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好谁坏，应该说各有利弊。欧盟和美国有制度优势和规范，但也有制度成本，同时法律成本也高。中国的制度成本相对低，但有很多弊病和不确定性，因为人为因素太高。各个地方都有它的优势，看你怎么把握。把握得好就成功，把握不好就会失败，付出很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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