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中国官方对他的成就做出极高的评价，并将派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其国葬。李光耀作为亚洲最有声望的政治家之一，和中国有着亲密但又复杂的关系。他在世期间三十三次访问中国，对中共从毛泽东以来的五代领导人都有接触和观察，并对邓小平和习近平等领导人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立场著称，和台湾保持亲善与军事合作，警告亚洲国家提防中国崛起，并坦言亚洲需要美国来保障安全，制约中国。李光耀和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何中国政府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
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中国民间学人王康；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
陈破空认为，中共领导人遍观世界，看到的，都是危险，民主制，政党轮替，中共会丧失政权，进而丧失既得利益。观亚洲四小龙，其他三个，都是民主、自由，韩国甚至审判前领导人，中共领导人不寒而栗。新加坡模式并非最符合中国国情，而是最符合中共领导人的胃口、最符合中共领导人的既得利益，因而立为学习的样板。与其说是李光耀向他们推广，不如说他们自己对号入座，主动效法。
陈破空说，李光耀把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至，成为利用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予取予求，一切为我所用。如果这也是值得大赞特赞的“务实”精神，那么，这个世界，就只需要政客而不需要政治家了，但凡民主理念、人权价值、人道主义，都可以束之高阁了。
程晓农表示，李光耀一生和共产党关系复杂，立场反复，爱恨交加：他先亲共，再反共，然后再度亲共；因亲中共而赢得了中国版的“新加坡模式”声誉，但同时又对中国的影响和崛起高度防范。在国内，他起家是和当地共产党联合选举赢得议会多数，但上台后就和本地共产党成为对头；在国际上，他反对毛泽东式输出革命的中国，后来亲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式中国；他吹捧中共领导人从不吝惜美言，但他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实际上从来不信任中共。
程晓农说，中国推崇新加坡，起自文革后上台的邓小平，那时的邓小平急于从外部寻求同情和支持，而李光耀则从邓小平的谦虚和尊重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种双方互相的需要后来演变成中共鼓吹“新加坡模式”来给自己贴金，以显示它在制度上不是国际孤儿，而李光耀则通过中国的推崇抬高了他在东亚地区的个人地位。
魏碧洲认为，其实在新加坡模式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发展的期间，很多国家就已经在探讨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中国到现在才讨论这个话题，已经很晚了。如果中国要赶上世界，要领导世界潮流，就不应该像中国国内媒体那样讨论是否学习新加坡模式，而是应该讨论如何超越新加坡模式。魏碧洲还说，李光耀对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有些是出于不了解现实的一厢情愿，有些是出于利益考虑而讨好。例如评价习近平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就很离谱。
王康认为，李光耀带走了20世纪亚洲强人时代，留下了一个蕞尔小国的经济奇迹，以及这个奇迹背后的智慧和弊端所引发的广泛争论。在世界舞台上，像李光耀这样好运和成功的人物，屈指可数。但我们不能由衷地敬重他，因为他不属于像甘地、蒋中正那样深刻的悲剧人物，没有给后人留下值得终身思索的启示。不过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小国领袖，他已经克尽天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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