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学术重镇剑桥大学出版社屈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从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季刊》在中国的网站上拿下300多篇中共当局可能不喜欢的文章，导致剑桥大学、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季刊》的声誉遭受重创。
那些文章的发表时间横跨1960年到现在，涉及话题广泛，其中包括许多在当今中国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如中共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风调雨顺的几年里制造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饿死人几千万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1989年中共调遣野战军进入首都北京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种种问题，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严酷镇压等等。
剑桥大学出版社遵循中共当局的指令，挥刀自宫、阉割自己赖以为生出版自由和学术独立，有关新闻曝光，引起西方各国学术界的一片哗然、嘲笑、谴责。
剑桥大学出版社本星期一（8月21日）又将被拿下的那300多篇文章重新贴出，并声言将坚持学术自由，试图挽回自己的声誉。
为美联社和《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多年的资深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星期三（8月2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对历史的臭名昭著的歪曲操纵正在传染到西方”。文章说，剑桥大学接受中共命令进行出版自我审查并不是孤立的；近年来，中共政府采取种种努力将历史打造得符合自己的需求，要求历史研究者为中共的需要服务。
“中共首领习近平发动运动，打击他所称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说法是中共的黑话，指的是诚实撰写历史，撰写中共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部分，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和作家被禁声或被监禁，一些书被下架取缔，中共的出版审查官发动全国性运动，从中国的大学教科书中抹掉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正面描述。
“这一运动也延伸到中国的境界之外，其表现形式是将西方的学术界人士和记者拒之门外。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教授米尔沃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对剑桥大学决定实行自阉式出版审查提出批评的两位著名人士。他们长期以来难以获得中国的入境签证。或许，比起那些依然希望能够被准许进入中国的同事，他们感觉可以更自由地批评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
“很多签证申请被驳回的学者不敢公开他们的案例，尤其是不愿意让他们在国内的同事知道。被中国当局拒发签证对一个选择将中国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研究课题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有一个学者写信对我说，‘我不愿意公开我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我在中国研究学界的同事不知道我上了黑名单就已经对我避之唯恐不及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我本人最近两次申请中国签证被拒。
“中国当局的出版审查之手也伸到中国的过去，伸到数码化的历史资料当中。学者格伦·提弗特在最近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报说，中国的出版审查人员从中国1950年代到今天出版的学术杂志的数码版中拿掉了成百篇文章。就像中国当局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所做的那样，这种令人眩晕的出版审查相当于在文章出版几十年后进行出版审查。可以设想一下，中国当局花了多少人力，当局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决定，要对旧杂志动手，消掉其中那些在当局看来如今是危险的观点。
“提弗特在查阅中国司法学者在1950年代中期辩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问题的资料时发现了这种数码资料出版审查。他报告说，在中国的百花齐放运动前后两年，也就是中共当局准许有限的自由存在的1956年到反右运动期间出版的两份重要法律杂志的数码版，有几十篇论文被拿掉。（反右运动导致70多万人被监禁。）有一份杂志的好几期上的所有主要文章都被拿掉。那些文章主要谈的是有关司法独立和无罪推定的辩论。提弗特还发现，中国的法律杂志1970年代末期和社会科学杂志数码版的1980年代的数码版也有很多文章被拿下。在那时，中国的专家学者在辩论敏感话题的时候比今天有更多的自由。
“提弗特猜测，中共想做的是重新描绘中共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时期的图画，以便为中共今天的统治服务。…”
潘爱文的文章最后说：
“尽管剑桥大学出版社抵抗了中国的出版审查，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看来是相信西方的大学和其他学术组织最终将服从中国当局的意志。该报说，‘西方的学术机构有选择的自由。假如它们不喜欢中国的行事方式，它们可以停止跟我们交往。如果它们认为中国互联网市场很重要，进入这个市场是无论如何也要做的，那它们就需要尊重中国法规，削足适履也得干。’中国有的是钱，也有的是技术，这种预测实际上有可能变成真事。”
《环球时报》的言论常常被中国网民嘲笑为无知和狂妄，有时一些汉语中的措辞也因不达意而被质疑，例如文章中的成语“削足适履”，本意是形容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愚蠢地牺牲长远的根本利益。
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鲍尔丁(Christohpher Balding)看来，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和大学生实际上已经为中国削足适履了。8月24日，鲍尔丁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发表文章说，随着中国出国留学生大增，西方国家到中国留学的学生也大增，中共限制和封杀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做法也普及到了西方的大学和西方大学生身上。鲍尔丁写道：
“西方国家大学对有关中国限制自由学术探讨的批评有一种传统的回应，这就是西方大学可以通过建立跟中国同行的接触帮助他们。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则是，西方的大学把中国当局对学术进行审查的做法进口到自己这一边。剑桥大学听从北京命令实行出版审查并不是英国顶尖的大学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原则接受中国出版审查指令的第一个例子。
“美国全国学者协会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广泛的证据显示，北京出资在外国大学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孔子学院不仅限制其学院的教学和讨论内容，而且也限制所在大学的教学和讨论话题。孔子学院的教师的工资由中国教育部支付，那些教师被要求遵守中国有关言论的法律，即使是他们是在外国教学也是一样。调查报告说，‘一些人报告说，在中国被禁止的话题在孔子学院也被全面禁止。…美国大学做出了不当的让步，危及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西方大学不仅仅是接受中国的学术出版审查，更是主动迎合。
“跟中国的一些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双学位项目的西方大学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虽然它们公开说支持学术自由，但西方大学接受了现实，这就是，它们必须接受学术出版审查制度才能在中国生存。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一所西方大学的教员手册规定包括‘保护学术自由的语言，但同时又鼓励实行自我审查以防止外在的强加约束。’如今连外国学生也不得不上中国政府所规定的宣传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