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先生（化名）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他曾经在中国省级名牌大学就读，又参加过缅甸的反政府武装，与缅甸政府军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战，还在柬埔寨当过雇佣兵。现在，他名义上的工作是泰国北部一所中文学校的代课教师，而暗地里却是帮助中国境内异议人士逃进泰国的带路人。
“做带路人不容易，你得会缅语、泰语、中文等几种语言。我带出来过很多人，鲁德成、余志坚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谢先生对记者说：“从云南到缅甸，再进泰国，很容易。鲁德成到泰国的时候，泰国比现在宽松，虽然也受到过中国的压力，要求遣返他，但是，泰国没有那么做。现在不一样了。”
成熟的逃亡路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以及众多非政府组织（NG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东南亚总部所在地……这些优势使得泰国一直都是中国流亡人士逃出中国之后的首选落脚点。但是，2015年以来，一连串失踪事件的发生却让生活在泰国的流亡人士人人感觉自危。
2月14日，泰国《曼谷邮报》报道，在泰国的中国流亡者可能超过100人。报道采访了化名为“习”和“张”的两名流亡人士，他们均表示，泰国不再是流亡者的避风港。
去年10月28日，两名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 —— 姜野飞和董广平 —— 在曼谷家中被泰国警方拘捕，理由是非法入境。《曼谷邮报》报道，两人随后被中方人员从移民局监狱中带走，并连夜遣返回国。在此事发生前后（具体日期不明），香港书商桂明海在泰国海滨旅游城市芭提雅的公寓中被不明身份的人士带走，一些泰国人相信，那些人是中国的便衣警员。今年1月，前南都网编辑李新也在泰国东北部的边境城市廊开失踪。
《曼谷邮报》采访的两位流亡人士都表示，他们当初选择来泰国，是因为这里有联合国难民署的东南亚总部。流亡者们可以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获得一定的经济资助，申请难民身份，并方便到联合国难民署进行面试，然后，安全地离开泰国、去西方国家开始新生活。不过，他们也表示，通常，等待面试和获准难民身份的时间要长达2到3年或更长，而在这期间，生活上的不便和情感上的孤独会使得他们去泰国的流亡者圈子里寻找慰藉。
但是，这些失踪事件使泰国的流亡分子不敢再接触任何华人，他们害怕这些人当中有国安的密探。两人在采访中都只能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而拒绝了事先安排的泰语翻译，因为那位翻译是最近从中国出来的流亡者，但两位受采访者均表示，他们不相信那个人。
谢先生现在自己就是难民身份，他向记者承认，在泰国的一些城市中、甚至在从事为流亡者“带路生意”的人当中，不乏中国安全部门的“线人”，“这个圈子不大，谁干净谁可疑，我们心里都有数。”
有媒体报道，在泰国的流亡者前往非政府组织的办公室寻求帮助时，会与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办公室外发生“巧遇”，他们往往以大陆老乡为敲门砖，向流亡者们打听各种消息和关于其他人的信息。
张先生对《曼谷邮报表示》：“起初，我相信任何一个来自中国的难民。而现在，我尽量独来独往，不敢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是个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