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资过低是此次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它还牵涉到台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台湾经济定位和人才供需方面存在的政策矛盾。尽管各党候选人已在这个重要民生问题上提出各自政见，但学者、人力资源专家，以及年轻的台湾人认为，这些政见缺乏远见。
美国之音记者刚到台北，在街头采访路人时，就已发觉低薪成为此次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台湾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举行最后一次辩论前夕，刘小姐在台北街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我在美国待过。我从美国回来，现在在台湾薪资还算不错，还OK。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很顺利，或者薪资真的是太少了。那要在大台北地区生活，其实我觉得很辛苦。”
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刘小姐表示，她的收入并不能代表一般的台北年轻人，尤其是刚刚踏出校园的大专毕业生。她说，政府当初提出的22K政策是导致年轻人至今普遍低薪的一个原因。
所谓的22K方案或22K政策，正式说法是大专毕业生至职场实习方案。该方案是台湾教育部在2009年4月到2011年9月之间，分两个阶段实施的补助方案。据维基百科相关辞条解释，22K方案由台湾教育部、大专院校与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合作，协助近三年期间的大专毕业生进入职场实习，由政府提供每个毕业生每月2万2千元台币薪资；此外，加上劳健保，辅导他们进入和学校建教合作的企业职场，实习工作为期一年，总共提供3万多个名额。
国立台湾大学的辛炳隆教授是劳工问题专家。他解释了当时这个22K方案的背景，以及何以最终形成不良效应。他对美国之音说：“那个时候的市场行情大概是，大学毕业生出来薪水大概是两万三、两万四。那个时候景气不好，所以是非常贴近市场薪资的，也让外界和企业界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行情，就是全薪的补助。所以基本上都是给2万2。虽然有些企业是加码了，但大部分都是2万2。这就造成了所谓的22K效应。”
低薪成为困扰台湾人，尤其是刚刚步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各政党在大选期间进行较量的一个辩论议题。
在第二场，也就是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各候选人都抛出如何解决低薪的政见。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候选人在这个“鸡与蛋”议题上提供了各自的政见。
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主张通过调涨薪资，以期带动消费，最终达到创造就业、刺激增长的效果。他提出，若当选，将在四年任期内把最低薪资从现在的每月2万零8百新台币提高到3万。他还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r）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4年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议长贝纳发表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加薪有助经济成长的政策建议作为其政见的理论基础。
民进党则主张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经由经济规律来带动薪资上涨。
台湾大学的劳工问题学者辛炳隆将两党的薪资政见视作两个层面。他说：“关于台湾的低薪问题，认为可以解决的方法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产业机构，一个是分配。产业结构是把底做大，分配则是百分比的问题。”
辛炳隆教授说，现在国民党和亲民党对产业政策讲得非常的多，非常具体。但是，他说这样会引发劳资相关的争议。辛炳隆认为，民进党在这方面则有比较新的思维方式，比如说通过发展生物技术令产业结构升级。
不过，辛教授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也会是把“双刃剑”，会引发就业难题。
他说：“因为台湾人口结构的转型还没有完成，还是有很多人需要得到工作的。台湾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可能会面临两难。我们当然希望走高附加价值。因为高附加价值就会有高薪。但是，高附加价值的背后，创造出的就业机会就很少。”
人力资源公司管理人员黄至尧频繁往来于台海两岸，从事猎才和咨询业务。他在上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台湾总统候选人在薪资方面端出了“政策牛肉”，但却缺乏远见。
黄至尧说：“因为选票这个东西，它必须是牛肉摆在前面。但选民不一定是很理性的，你牛肉摆出来，我不一定就投给你。可是这个短期发票对人民，对台湾长期的人类资源发展其实是没有帮助的，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授人以渔’，就是把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跟台湾的定位，跟人才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看这个问题。”
黄至尧认为，目前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的硕博士，即便是从台大这样很好的学校毕业的也找不到工作。他说，这反应出台湾教育结构和课程设置缺乏全球观，其设定的方向和未来社会的需要不相匹配。
这位或可代表商界观点的猎才公司高管主张将台湾建成一个人才智力基地，教育机构应根据市场需求培养人才，让台湾的年轻人更具国际竞争力，最终可带动解决低薪和就业问题。
许多人担心，即便通过政策手段将最低薪资增至3万，最终仍会形成30K效应。台大劳工问题学者辛炳隆也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不过，他认为台湾目前的基本薪资还是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加以提高，但在提高基本薪资的同时，必须要提供配套政策，例如师法邻国韩国，尤其是日本，为企业在转型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辛炳隆说：“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基本工资还是适度要提高。台湾要这样做也OK。但是需要有心理准备，像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那样的转型阵痛。”
此外，这位学者还指出当前政策方面存在的矛盾现象：台湾在面临低薪的同时，却在鼓励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包括开发潜在劳动力，以及开放更多的外籍劳工来台工作。他说，当薪资过低的时候，应当减少供给，增加需求；而在低薪状况下反而增加供给，则会令这个问题更为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