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二战纪念园9月2号举行V-J Day——二战对日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民间的“二战纪念之友”团体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共同主办。
最后的环节是献花圈仪式，各国代表在一位二战老兵陪同下向纪念园里纪念牺牲将士的自由墙献花圈。
不过代表中国献花圈的是位美国二战老兵，名单上所列的中国大使崔天凯缺席。这是因为中国方面因为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献的花圈上的国徽而拒绝出席纪念仪式。
对于这次纪念活动引发的两岸国徽之争，“二战纪念之友”团体（Friends of the National WWII Memorial）表示不愿介入，不过他们网站上前几天所列的太平洋战争同盟国包括中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也列在名单上但没有任何标志，后来加上了中华民国国徽。
除了两岸国徽之争的插曲，二战纪念的主角当属那些二战老兵。
那位由于中国大使缺席而成为 “中国代表”的二战老兵叫厄内斯特·亚马尔提诺（Ernest J. Yamartino Sr.）。
1944年19岁的亚马尔提诺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过冲绳岛战役。这是他现在的照片和19岁时的照片（二战时期照片来自Friends of the National WWII Memorial网站）。
日本投降后，他作为占领军军人被派往天津直到1946年6月。战后的亚马尔提诺先生结婚生子，他有6个子女，13个孙子辈，有6个重孙辈。
仪式后我们还采访了另外两位曾经到过中国的二战老兵。
托马斯·罗伯特·沃尔切（Thomas Robert Vaucher）先生是二战轰炸机飞行员，多次执行轰炸日本的任务。
当时他们的驻扎基地在印度，任务基地在中国。
他这样描述执行任务的过程：临晨3点起床，天一亮从印度起飞，飞越驼峰，大约中午飞抵中国的任务基地；在中国的基地听取简报，下午4点左右起飞飞往日本，大约在午夜时分轰炸日本的目标然后往回飞，大约早上8点飞抵中国的任务基地， 到第二天飞抵驻扎基地。
老人风趣地说，那时候飞行员的生活就是 “如果你没有坠机，那么就到军人俱乐部痛快地喝上几杯。”
1945年9月2号数百架B-29轰炸机飞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密苏里号军舰，沃尔切先生被选中担任领队，飞在最前面。
他还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年蒋介石答应给所有的美国飞行员发勋章，结果中国打起了内战，这事儿耽搁了下来。后来一个美国军官一直坚持不懈，要求国民党政府信守承诺，所以他在战争结束40年后得到了这枚勋章。
生于1924年的乔治·麦卡锡(George McCarthy)是二战老兵中比较年轻、健康的一位。
他说， 当时年轻的他从教堂出来听到一个小伙伴说“珍珠港被炸了”，其他人都问珍珠港是什么？在纽约长岛附近吗？后来珍珠港袭击导致美国参战，也迫使18岁的麦卡锡在1943年参加了空军，去了中国昆明和上海。
他还记得当时学的中文“顶好”， “不好”，“美国兵”，如果有人对他说“美国兵顶好”，他就会把这个人看作是朋友。
麦卡锡先生一直强调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战后结婚生子，有5个子女，八个孙子辈，现在有三个重孙辈。现在他每天到儿子开的公司上班。
美国最知名的二战老兵要数前参议员鲍伯·多尔(Former Senator Bob Dole)。
多尔1945年在意大利战场受重伤，当时他的战友们看到他伤势严重，只能给他用最大剂量的吗啡，然后在他额头上写上吗啡的第一个英文字母“M”， 告诉其他人不要再给这个人用吗啡了，否则会要了他的命。
多尔经过三年治疗才痊愈；后来他从政成为国会众议员、参议员，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1996年获共和党提名挑战在任总统克林顿，但未获成功。
多尔在纪念仪式讲话中说，他准备10月回到当年他受伤的意大利小村庄，看望当年帮助过他的朋友。他说当地人还在他受伤的地方的一棵树上挂着牌子：“多尔中尉1945年4月14号在此受伤”。
近年来，多尔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维护和纪念二战历史上。这座2004年落成的二战纪念园就是依靠民间力量才完成的，国会为纪念园拨款一千六百万美元，但民间集资的数量高达一亿七千万美元。
现在他在推动建立艾森豪威尔纪念园，国会16年前就授权了这个项目，但是由于设计理念之争和资金问题已经拖延了好多年，至今仍未开工。
92岁的多尔说，希望森豪威尔纪念园尽快建成，以便能让更多的二战老兵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参观纪念园。
美国现在还有85万二战老兵，他们当中每天有大约600人离世，多尔说他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美国一个民间组织叫Honor Flight “荣誉飞行”，组织美国各地的退伍军人、特别是二战老兵到华盛顿参观二战纪念园等战争纪念设施，所有的费用全免。
如果你周末到二战纪念园参观，说不定会遇到前参议员多尔在这里和其他二战老兵们寒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