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1936-2012）在他分布世界各国的同行看来是一位优秀的宇宙学研究者。
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许多中国大学生看来，方励之则是一位善于用活泼的语言、严密的逻辑阐释自由、民主、人权等重要理念的人，因为方励之让他们眼界大开，意识到自己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
在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看来，方励之则无疑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因为方励之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生活了40年，期间不知多少次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但他就是不肯屈服，不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个人尊严。
与此同时，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和文学的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看来，方励之则不仅是一位自由、民主、人权的斗士，而且也是一位优秀语言艺术家，方励之的文笔富有迷人的魅力。
《方励之自传》2013年在台湾出版，英文版由林培瑞翻译2016年2月在美国出版。在《方励之自传》英文版出版之际，林培瑞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高度评价方励之的文笔之精巧和优美，将方励之的语言跟中国其他著名作家的语言进行了比较。
林培瑞表示，对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作家来说，摆脱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毛语言（即中共的官方表达方式、官方的语言词汇）是艰巨的挑战；方励之的语言之所以富有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语言纯净清新，鲜有毛语言的污染；而方励之所以能挣脱他（林培瑞）所说的毛语言的污染，一方面是得益于他的高洁人格，一方面也是他有意识地拒绝玩中共当局的语言游戏，从而得以避免陷入毛语言的烂泥潭。
方励之的价值何在
问:方励之去世已经将近４年了，而且，方励之在英语世界“爆得大名”也是将近３０年前的事了（1989年初，方励之应邀参加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北京举行的宴会受到中共当局的中途阻拦，成为世界新闻）。我想首先问林教授，您现在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翻译《方励之自传》，为什么？或者说，您觉得英语世界的读者现在有什么必要认识方励之，了解方励之？
林培瑞:你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分成两三个问题吧。说到我为什么翻译，那是因为我很喜欢方励之，非常敬佩这个人。他不但是我多年的朋友，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特殊，很可爱的人。所以我花这么多时间翻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而是因为我对他的喜爱。我只能这么说。
关于外部世界有什么必要了解他，我觉得1989年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至于转得怎么样，有好有坏，这些暂且不说。但方励之在1980年代提出了普世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尽管共产党一直在压制，但中国历史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方在这方面是一个先驱者，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中共想竭力抹杀方励之，方励之这三个字不能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但这只能是暂时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拿胡适来做参照。胡适在1950年代也在中国大陆被压制得厉害，被共产党骂得厉害。但是，胡适现在又回到了中国公众的视野当中。胡适的长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方可能跟胡适一样，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今日中国与昨日中国
问：林教授是方励之多年的老朋友，又长期观察中国社会和政治。总起来说，您觉得眼下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比方励之被迫离开中国的时候更好一些还是更差一些？
林培瑞：这个问题很大，我们可以说半天。说起更好还是更差，我对“差”字有些不是那么舒服。因为要说差，就暗示着有一个隐约的标准，让我们可以说有什么东西比标准差，或者是满足了标准。
我更喜欢说中国社会可怕还是不可怕。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比1980年代要可怕了很多。比如说，习近平想做个小毛泽东，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我觉得这个很危险。他(习近平)毕竟没有毛的脑子，也没有毛那种对群众的魅力。
他能做成小毛泽东吗？他要是能做，就很可怕，对中国可怕，对世界也可怕。可是，他的这个大计划要是撞车的话，也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他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等等事情放在一边（一味追求独裁权力），因此我对中国近期的将来感到很担忧，非常不乐观。
一流科学家在当今中国是否更难产
问：在您看来，跟方励之成长的环境相比，眼下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究竟是更容易还是更不容易产生方励之这样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作家？为什么？
林培瑞：当然总的来说是更难得多。
方励之在1930年代40年代受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那时候虽然国民党也有它的严重问题，也有压迫，但跟共产党相比要轻松得多。在回忆录里有一章是回忆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上学的事情。比起共产党的学生思想控制，日本人对教育的控制也没那么可怕。所以，教育是一个大问题。
媒体也是个问题，还有言论自由的问题，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比现在好。
但这种事情也不好一概而论，我们也不好说中国现在就是不可能出现一个有智慧的科学家，或者一个有智慧的社会评论家。现在也可能出现。但你的问题是到底是更难出现还是更容易出现。当然是更难了。
方励之的语言风格
问：您的研究领域包括现代中国语言，因此，您对方励之的语言很感兴趣。您在《方励之》自传英文版的前言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他的语言特色。我想问您，从你的观察来看，在当代中国语言艺术家当中，谁的语言风格比较像方励之？
林培瑞：方励之主要是一位科学家。写作和文学是他的爱好，是他的附属性的活动。我这么喜欢他的语言，一部分原因是本来没想到一个科学家文笔会这么好。美国科学家很多，但也很难碰上文笔特别好的。方励之不但文笔好，而且是特别好，特别有魅力。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要说当前的中国作家有谁跟他语言风格比较像，我觉得可以说韩寒。韩寒有几点跟方励之很相似。他们都喜欢社会评论，他们的语言都很紧凑，没有废话，他们都擅长讽刺幽默。他们的幽默都很有深度。我觉得韩寒的好文章可以跟方励之相比。
要是跟以前的作家相比，我觉得散文作家当中，像朱自清有点像方。鲁迅的《野草》那种言简意赅的语言也跟方的某些段子相似。
方励之特色语言之来源
问：在您看来，方励之的这种语言风格是从哪里学到、怎么学到的呢？我想不出在中国传统文人当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当中有谁这样说话或行文，有这样的幽默感，有谁说话行文有这么多神出鬼没、令人目不暇接的转折。
林培瑞：我觉得很难找到别的作家能像方励之这样写出这么紧凑的讽刺与幽默的语言。但也不能说是中国二十世纪在讽刺幽默方面有大空白。
在晚清时代，在清代那些讽刺官场的文学作品当中，比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到五四前后的作家徐卓呆的幽默喜剧，还有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总之我觉得中国一直都有幽默，但方的特点是更紧凑，更一针见血。
要说他的紧凑的文笔是从哪里学来的，他在自传里写道，他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夏天突然对几何学产生了兴趣。他本来数学不是那么好，但是自从那个夏天读了几何学之后，突然感觉自己的逻辑思维更清楚了，他从此写文章也没有废话了。我想，他的紧凑的文笔大概是从他上中学时学的几何学那里来的。
方励之语言之优美
问：您在《方励之自传》英文版前言中写道：方励之的语言总是举重若轻优雅流畅（graceful）。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读一段在您看来是优雅流畅的方励之语言的典型例子？
林培瑞：这个例子我倒是准备了一个。方上完中学，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他非常乐观，非常高兴。他在自传里写道，他到了北大，夜间在校园里走：
“在远离京城闹市的燕园里，不再听得到城区的噪杂，没有驴吼马叫，没有叫卖声，一切世俗的混浊都不见了。夜间，在清冷净洁的校园中走过，半睡的未名湖、静静的花神庙、高高伸向天际的水塔，偶而传来钟亭的晚响，似乎这都是在启示自己的将来一定就像眼前的世界一样，宁静、和谐而又无限。”
这一段文字当然也非常有反讽意义。因为再过几年，他就跟共产党撞车了，倒霉了。所以，当时的将来并不和谐而又无限。但这一段文字就是我说的优雅的文字例子。
问：您还写道：方励之的语言偶尔也会飞腾高扬，it occasionally soars，您例子是什么？
林培瑞：这种例子也很多。我这里选的是他在八公山，在安徽的煤矿里工作，看到了很多非常肮脏的事情。有人自杀，有人尸体被野狗撕咬吃掉，他都如实写来。他同时也发现了天体物理之美。他本来在北大是做激光的研究，研究的是微观的物理，核物理。但他那时候发现了天体物理。他于是写了这么一段：
“宇宙是这样的理想，坦荡，无边，当你直接面对着至深至美的宇宙时，精神中必定会有有一种至大的发扬，心中的道德律必定会有一种至极的升腾。当你愈来愈清楚地知道时空在如何地膨胀、宇宙在如何演化之后，那还有一种什么恐惧和怯懦不被一股喜悦之情所驱散？还有什么困惑或不解不被一种智慧之美所化解？还有什么烦恼郁闷不被一曲天体的歌所融释？”
这就是他的文字飞扬的例子。
方励之语言之幽默
问：您说，方励之的语言诙谐智趣的闪光通常给人最多的愉悦；他堪称一个例子，显示即使毛的高压统治也难以彻底消灭幽默。您最喜欢的方励之语言诙谐智趣闪光的例子什么？
林培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的书从头到尾充满讽刺幽默，那种有深刻内容的讽刺幽默。我可以举一个不在书里、而是我亲眼看到的例子。
那是1989年春天，六四屠杀还没有发生，当时外国媒体常常采访方励之。有一次我在旁边听。有一个外国记者采访他，问他对学生运动怎么看。他回答完之后，那个外国记者就问他，方先生，要是我还有别的问题，可不可以打电话在问您？
方回答说，可以啊。接着就把电话号码写下来给那个记者。那记者说，方先生，我们知道您的电话是被窃听的，是不是啊？方听他这么说就笑了，说大概是吧。
那个人问：你不介意吗？方回答说：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听到我的话。他们选择这种听法也好。
方就这么幽默。在高压的时候，在别人感到紧张的时候，他还是能表现出幽默。
再比如，我那天晚上我陪同他参加布什总统的宴会因为有中国警察重重阻拦没能去成。那天晚上非常紧张。但你看他自传就知道，他是用幽默的眼光看那件事情。他的看法和语言很妙，很特殊。
方励之语言翻译心得
问：您在《方励之自传》英文版前言中说，您跟方励之很熟，您提到方励之的语言和语气变化多端，his varying tones and moods，要想准确地在英语中表现出来就不能进行词对词的翻译，而是要揣摩方励之在哪种情况下会如何用英语表达他的意思，而这样翻译就难免有自以为是之嫌，因此您要请求方励之在天之灵的原谅。我现在想问，您在翻译中觉得最费脑筋的文字段落在哪里？
林培瑞：首先我要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不管是翻译方励之或是任何人的作品，要想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我觉得词对词的翻译不行，因为中文和英文差异太大了。词对词的翻译弄出来的英文会给英文读者一种很怪异的感觉，跟中文读者读中文原文的感觉完全不同。所以，不能直译。
我的方法是先读一段两段中文，然后再琢磨要是有这么一个意思，我会怎么用英语来表达？我不觉得这样的翻译是不忠实于原文。词对词的翻译固然是一种忠实，但你背叛了原文的精神，其实也是一种不忠实。所以，翻译没有十全十美的。我努力做的就是尽力揣摩方的意思，然后假设方要是一个土生土长说英语的人，他会怎么说，
我之所以说，我要请求他的在天之灵原谅，是因为我这样的揣摩和假设确实是自以为是，是自大，因为我不是方励之。我很难说他一定会用这种表达方式。尽管我是百分之百的好意设想他会如何用英语表达他的意思，可是我的翻译毕竟是我的语言，不是他的语言。他要是还活着，我可以把我的翻译拿给他看。但是，他已经过世了，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说起你问的有没有什么感觉特别难翻译的东西，我可以举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方面的例子。也是他在八公山煤矿的经历的事情。共产党的宣传部有一天把几个标语贴在煤矿的门口，让工人进矿的时候可以看到。
有一条标语是：“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要是把这条标语词对词地翻译出来，那就是
“Work hard for thirty days, and the output will exceed the threshold of ten thousand”。但英文很别扭，怪异。本来中文是押韵的口号，翻译出中文的这种韵味很费脑筋。我想了半天，最后翻译成“Work in a craze for thirty days, push tonnage to a higher phase.”这虽然也比不上原文，但days跟phase押韵，而且也有明显的对称节奏。
还有一个口号是，“五一献礼，日产万吨”。我的翻译是，“For Labor Day here’s a must, ten thousand tons or a bust”。我的翻译的音节比原文多了一倍，但至少给读者一种感觉跟原文类似。
方励之语言之微妙
问：您觉得方励之的哪些文字翻译起来您觉得特别得心应手、轻松愉快？方励之哪些文字您觉得特别不容易让英语世界的人理解，翻译起来特别吃力？
林培瑞：这个问题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他在避难美国驻华大使馆期间，美国大使在他和中国外交部之间担当传信人的角色，他由此可以跟中国当局进行间接的谈判，就他和妻子李淑娴离开中国的条件讨价还价。这些事情翻译出来美国人比较容易懂。
比如，中国当局提出，他离开中国出国的第一站必须是一个小岛。方说，我可以接受这个条件，我选择的小岛就是英国。这是他的幽默。这种幽默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任何国家的人马上就可以懂。
还有，中国外交部说，他离开中国之后，不能批评中国。方励之立即答应这个条件，说“我答应不批评中国，但我并不答应不批评共产党。”这种幽默英语世界的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别的国家的人都很容易懂。
但他自传里有几处话说得非常微妙，而且说得非常好，可是，我怕外国读者不一定能明白。比如，他写道，到他上中学的时候参加戏剧演出，演戏的人所遵循的是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要求演员进入角色。他说，他自己很难进入角色，他试过几次，但实在不行，他只能做后勤，做幕后的事情，比如给演员提词，在幕后制造声音之类的事情。
他注意到台上那些进入角色的同学演到悲情处流泪，弄得下边的观众也哭哭啼啼。但是，进入角色的那些同学的眼泪是假的，是演戏，但观众的眼泪是真的，就这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他说，我不禁感觉到戏剧的力量伟大。
他在这里显然是暗示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的关系。那时候毛泽东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是上舞台演戏，说词很漂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都是假的。但老百姓却当真了。
我知道方肯定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总是把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留到一个章节的最后一段，让读者可以深入思考。上面说在中学参加演戏的一段就是最后一段。可是，我恐怕一般的美国读者不会看到这一层的妙处。
比较方励之与张爱玲
问：您非常欣赏张爱玲的文笔，说张爱玲的文笔晶莹透亮，pellucid。在您看来，方励之的文笔是否也可以用晶莹透亮pellucid来形容？假如可以，方励之的文笔和张爱玲的又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林培瑞：我觉得张爱玲和方励之的文笔都是晶莹透亮，pellucid。这不成问题。他们也都能很深入。而且，这两个人都不说教。张爱玲在《赤地之恋》等作品中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写出来，但她不跟读者说教，就是陈列事实，让读者看，让读者自己做判断。
我觉得方也是这样。他受了很多苦，受苦很多年。他跟家人长期分离。他下煤矿，下田地，做苦工。别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不想批评，但他们回忆当年受的苦，都是呜呼哀哉，大诉自己的悲苦，自我怜悯，跟读者说教。方励之回忆自己的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他只是客观的描写，是可信度很高的描写，让读者去领略，理解。这一点我觉得方跟张爱玲有些相似。
张描写事物跟方励之不完全一样。张的观察很细腻，室内室外的风景，包括颜色，她都观察精细。张爱玲对颜色非常敏感，她也特别擅长描写对话。让读者可以通过对话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在这些方面可能比方强。
相比而言，方励之更理性，更幽默。我们说了半天还是要说方励之的讽刺幽默是他的长项。张爱玲不那么幽默。但这两个人都不说教，深邃，文笔都晶莹透亮。
问：您评论张爱玲作品《赤地之恋》和《秧歌》的时候指出，中共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建立和巩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共语言在中国大陆的建立和巩固。方励之生活在中共语言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大陆，为什么他能摆脱中共的语言枷锁？
林培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是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都要学会一种语言游戏，要掌握两套语言，一套是官方的语言，一套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对付官方，就要使用官方的语言，使用官方语言的时候不能犯错误。
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更严重，但现在基本上也是一样，因为原则是一样的。官方的语言是一种政治游戏，任何人都不得不玩。
方的特点是，他拒绝玩这个游戏。这也是他拒绝遵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拒绝进入角色。他觉得他很难扮演一个不是他的别人的角色，他觉得必须忠于他自己。当然，他也做过官，做过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他也能对付官方。但他并不把官方语言当真。官方语言他用得少，尽量少用。而且，他跟官方语言保持距离，拒绝进入角色。
他有点像捷克的作家、后来的总统哈维尔。哈维尔提倡“活在真话当中。”我觉得方就是有意识地选择活在真话当中。他并不是不知道官方的语言游戏。他知道那种语言在那里，但他不玩那样的游戏。
方励之语言与底气
问：您当然可以说，方励之拒绝玩这样的官方语言游戏，他之所以能拒绝玩这样的游戏，是因为他有底气，他的底气来自科学。然而，我也可以说，钱学森、钱伟长也是响当当的科学家，但科学显然并没有帮助这两位钱先生挣脱中共的统治或语言，反倒可能使他们更方便投靠中共的统治和语言。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林培瑞：这个问题说到底，关键在于你刚才用的“底气” 这个词。方是科学家，杨振宁或者钱学森也是科学家，他们都知道有语言游戏，可以有选择，可以不投靠共产党，可以拒绝进入角色。但钱和杨都愿意进入角色。究竟是他们的底气不够呢，还是因为机会主义，看到自己可以获得某种机会？
我觉得，科学家的道德感不一定比学人文的人强。方励之面对选择，拒绝进入角色。而杨振宁、钱学森内心力量比较弱，没有足够的底气，不能坚持自己。方在这方面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科学能帮助人理解客观世界，这当然是真的。钱学森、杨振宁他们也可以借助科学，知道客观世界是怎样的。但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内心力量比较弱，内心的底气没有方的那么强。
毛语言的陷阱
问：您多次发表文章提到当今中国无处不在的毛式语言陷阱/夹子, the pervasive Maoist language trap。我猜想您当然是认为方励之跳出了这种陷阱，或挣脱了这种夹子。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当今中国大陆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还受制于这种毛式语言陷阱？互联网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冲淡了或加强了毛式语言陷阱？
林培瑞：我觉得网络总的来说作用是好的。因为当局毕竟是很难控制所有的网络表达，而许多网民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表达平台，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更深层的。因为毛式语言要是浸透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就不很容易拿出来。哪怕是你很想拿出来，你也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依然在监狱中的)刘晓波有一篇文章说到了这个现象。他说，自己有意识地想拔根子，把毛的语言从自己的头脑中拔出来，但这是一个漫漫长的艰巨的过程，不能马上做到。
我的朋友李陀做文学批评。他20多年前跟我讲，他在批评毛语言遗毒的时候指出“最”字，如“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等等。李陀说，“我最不喜欢这个‘最’字。”他说完之后马上意识到，他自己也用了“最”字，他自相矛盾了。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我想说的是，要想摆脱毛语言的陷阱，从自己的头脑里拔出毛的语言，克服毛语言，超越毛语言，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要批评谁，而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