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锦霞，长期参与海外中国民运和关注香港前途的活动，是“纽约香港关注组”的创办人，被她朋友称为香港在北美地区的一个“桩脚”。近20年来，杨锦霞从不缺席香港七一抗议集会，今年她如期前往。在出发前几天，她在纽约长岛的寓所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以下是这次专访的实录。
问：听说你马上要回香港，今年香港的七一活动会有什么特点？
今年七一的另类打压
杨锦霞：当然是香港20年的回归。报纸上也说了民阵去申请（集会场地），但他们不给抗议场地，他们说因为要庆祝回归。所以实际上有一点打压，不是说一点，也是另类的打压。还有，在终点站他们通常会举行一个很小的仪式，已经走到终点了，他们也不给许可。所以，今年当然是比较紧张啦，一方面中共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你们有这么多人上街。
问：香港学生的本土意识越来越高，他们有的已经不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这对今年的七一抗议活动会有什么影响？
杨锦霞：我不能代表所有香港年轻人。是的，中文大学学生会代表在六四时说了，他们不参加了，但中大还有其他一些人参加，六四晚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所以做一个统计，没错，是有多一点的年轻人有所谓的独立的想法，但实际上很多年轻人也没有直接说我们香港要独立。并没有正式统计的数字。所以七一他们到底会不会上街？不晓得。
香港年轻人的困境
我觉得，年轻人在香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政治上、社会上，甚至对到底这个民主社会会怎么样，对他们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所谓走向本土，或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独立，有的说自决，我觉得自决是比较合理一点。香港人可以决定香港的命运，也不会说要独立。
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到底有没有声音在里面？现在，中联办常常介入香港的事情。以前，在英国人统治时也没有这样多介入所有的一切；还有人大释法，很多不同的事情，都令很多香港人，很多中年人，有这个困境。所以现在有更多人移民到加拿大或美国，有传媒做了特辑，回流到香港的，现在也要走了，为了小孩子。
因为讲到生活上，当然首先是房价，越来越疯狂，纽约曼哈顿可能是世界第一高，但纽约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住。但香港是个非常小的地方，现在公寓啊、房地产啊、公共房屋，都可以被炒、被推到很高的价钱。
普通的大学生生活，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根本没有办法出来独立，结婚、生小孩子。他们面临的就是这个困境。薪水追不上生活的指数。然后，每天一百多中国移民进来香港。应该是150个，从大陆移民到香港。这个已经是10几年来的事情。也不是不欢迎他们，但是地方就这么小，住屋就这么小。然后引起很多的事情，奶粉的事情啊、买金子啊，珠宝啊，什么都去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紧张，这种压迫力很大。
问：这跟全球化有关，也跟中国对香港的承诺有关，是否按照当年所说的50年不变，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你跟香港年轻人接触很多，那么香港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
港人要有自己的声音
杨锦霞：当然最基本的，基本法的一国两制，到底……我引用黄之锋最近常常说的，现在变成一国一又二分之一制，以后可能是一国一制。这个承诺本身以前是可以让香港人去处理香港的事情。可是，从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正英，每况愈下，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中联办要介入，这个情况人大要释法，我们有没有声音？甚至传媒也会被打压，这个不能出新闻，这个不能说，有很多记者自我约束，要不要写这个？老板会不会不高兴？到底这些老板后面有没有中方的背景？
香港年轻人希望自决
所以年轻人的想法是，有一些走在前面的年轻人，他们当然希望，至少希望是有自决，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就是说我们有声音。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才4、50岁，我们不要全部都是你们来控制我们，那个空间越来越狭窄，对于不同的政治方面、民主方面，社会方面，每个阶层上，教育，民生方面，奶粉、房价，还有大白象工程，很多事情政府用了几千万上去，搞所谓的建筑、搞一些公共的设施，但是最后很多地方，贫穷的人还是很多；一些老人家，在一些旧区，7、80岁老人家无依无靠，靠捡纸皮、卖东西，社会上很多不同的打压，他们的生活非常有压力。所以，年轻人当然希望香港有民主。
问：可是现在看一下整个国际环境，不要说香港，就是美国、英国，在政治经济层面上都无法抗拒这个崛起的政权，那么你认为香港怎么才能实现年轻人的希望，使情况有逆转呢？
雨伞运动——总要有人出来发声
杨锦霞：从两年多前的雨伞运动，你就能看到很多年轻人有这个心，我不只是说那些学生领袖，有这么多人出来79天，出去了在那边占领了那么久，睡在街上，他们心里希望有这个反弹，希望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走出多一步。
没错，中国现在不是最大也是第二吧，但是总归要有一些人来说出我们要争取的事情，纵然就是那么一小撮，纵然就是一两个年轻人，就是要继续去做。在历史上，很多国家，很多人也是坚持，为了那个国家的繁荣，还有民主，才会有那一天。所以在我本身是很支持那些年轻人的。就是说，我能够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帮助。
问：你的好朋友说你是民主派在美东地区的“桩脚”。你是个微生物学家，在大学教书，你是怎么变成一个活跃人士，为什么会对香港的前途和中国的民主化这么关心？
从微生物家到活跃人士——六四是一粒种子
实际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同龄人差不多。就是很简单的，那时候就是八九六四嘛。那时候，我20几岁，刚刚在美国念硕士班，刚好有机会回香港。我在美国南部读书，以前没有网络，所以当时回到香港我很感动，看到北京的学生和全国的学生，那时刚刚五月尾，事情刚刚发生，然后六四我也在香港参加，我人生的第一次游行啊，还有“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所以，我想那时候是我刚刚年轻的时候去感受到这个气氛，觉得我能为香港做什么，我那时候也没打算会留在美国，还在读硕士班，也不知道会做教授，人生的事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所以希望能够关心多一点。
其实八九以后我还是在（美国）南部，没办法帮助太多，做太多事情，但是后来到了纽约，读完博士，通讯比较发达，认识比较多的同路人，渐渐比较活跃，然后帮助很多不同的活动。总之来说是八九点起的一个火，一个种子啦。
当然八九以来20几年中，有高有低，后来的一波不止八九那一代，就变成维权，维权律师，需要的话我也会做。所谓“桩脚”就是有个点在纽约。如果香港有一些议员，不同的党派的人过来，希望这边的香港人了解多一点香港的事情，我就帮忙联系。
低潮时很多人会离开了，不再关心了，这个也会发生在纽约。很多人都移民了，变成美国人了，他们会觉得，关心一下就好了，也不会再去做了。但总归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啊。
问：香港的雨伞运动对你冲击很大，为此，你成立了纽约的香港关注组，英文叫“NY4HK”。
成立“纽约香港关注组”
杨锦霞，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雨伞运动刚发生时，我刚刚那个学期是放假做研究，我也知道占中的事情，因为我那个暑假回去香港，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纽约这边一定要出一份力，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准备了一些丝带啊，叫我小孩子帮忙，就是“一个人团队”啦，觉得能够做的就做了嘛！
很感动的是有一个全球团结组织(Global Solidarity)，一些义工串联着每一个地方，不止美国，还有加拿大，还有欧洲啊，澳洲啊，消息传得很快，通过互联网和脸书。在纽约也是这样，我很惊讶，第一次在时代广场做的一个活动，就来了很多人，我们也没有申请，就靠一些民运人士来帮我，连麦克风都没有，后来有很多人来找我，通常都是年轻人，他们说，有什么可帮你的，我都来不及回应。有些你会觉得他们一定是很关心政治的。你错了，他们坦白说，嘿，安娜，我不太了解政治的。有的是在这边长大的，有些是刚来美国的，有的是从宾州、华盛顿来的。我很感动。
我一直是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组织。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以前的所谓的“美港联”也差不多都瓦解了，因为都没有开会什么的。我都不太愿意重新再去组织一个正式的组织，因为现在世代的年轻人不需要捆绑在某一个麾下，这个不太适合。
我就一直想说，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松散的组织，你们有个脸书，用一个资讯的方式，或是有些香港的议员，或者是学生领袖过来，我们就聚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没有会员制的，这个方面也吸引到很多不同的年轻人、学生，还有专业人士。
他们都到10月1日最大的时代广场的集会。我有美术设计师，帮我设计海报，我有人帮我去印刷东西，我有人帮我去弄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他们做的事情。有个小孩说，我们叫什么名字？就叫纽约支持香港，这就好了。当然从5、60个很积极的，现在变成只有十几、二十个人，但我们感情都很好，也会常常聚在一起。
问：今年是六四28周年，我在采访六四活动时总能看到你，也采访过你多次。28年来，连大陆来的很多民运人士现在都不出来了，你还是一直参与。除了你对中国民主和香港前途的关心，我看见你墙上的十字架，是不是也有一种宗教情怀在里面？
我人生中有“三信”
杨锦霞：我在人生中相信三个东西，我是天主教徒，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科学，因为我算是做科学的，虽然我科学没有做得很出色；第三样，不是最小的一样，这三样都一样重要，就是民主。这是我相信的东西。
我在香港长大，我也得到了某一方面的自由。长大以后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这让我想到，民主是很重要的基本支柱，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有民主，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可能会减低一点。
也不是在民主国家所有的事情都是公义的，但至少在法律上，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你被指控，警察抓你，你在被证明之前还是无罪的，这就是法治。香港也有法治，但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大释法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警察打人，7个警察已经坐牢了，很多这些不同的事情都是要靠发出这些声音去逼迫他们，所以必须关注这些事情。司法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人大介入，去解释法律，就冲击了法律的底线。
我相信上帝、科学和民主，这个相信很重要。如果我不相信民主，我每年就不会再去了。去参加是个悼念的活动，心中有团火，支持民主的理念，从八九，到维权律师，到雨伞运动，这些都是要关心的。
问：所以你会把对香港前途的争取跟对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支持，相互联系在一起？
杨锦霞：对。我说对，不是一个字可以解决的。我们香港小孩子说，“大中华左胶”，胶是荒谬的意思，是方言。 他们觉得以前八九那一代，是希望香港有民主中国就有民主，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对中国仍有感情
现在慢慢的年轻人觉得，我只关心香港，我只要香港好，跟你们大陆分割。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要跟你们分割。我还是对中国有感情的，我还是觉得香港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中国垮掉对香港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的。就是说这个小地方，我不觉得自己好就可以了，因为世界很小，每个地方已成一体了，都变成地球村了。我了解他们，我会赞成他们的一些想法，但不会百分百赞成，不赞成香港独立。
问：你对今年的七一有什么期待？
杨锦霞：希望多一点香港人继续出来，把声音带出来，走出来，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好像去运动一样。但是心里面要记住，我觉得，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就是继续要支持、继续努力，不能说我不搞政治的，我是个普通的人，要关心，在适当时侯你就是一个力量。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