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进入第二个月之际，俄国人之间的另一战线在网上燃起。在外国传媒被禁、本地传媒遭严密操控下，俄罗斯人对普京总统的立场，在这些民间的交流中，罕有地如实在境外展现。一位参与其中的俄罗斯新闻学者感慨叹言，俄罗斯当前的新闻自由前景，就如他的个人遭遇，是一场悲剧的缩影。
现旅居以色列在阿里埃勒大学国防与传播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and Communications, Ariel University)担任研究员的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斯特罗夫斯基(Dr. Dmitry Strovsky)(以下简称 Dima)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传媒学者。
他过去数十年奉献一生研究俄罗斯传媒，同时也自2010年起在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俄罗斯传媒历史与理论，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母亲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前早已是体制内一份报章文化版的编辑，Dima继承衣钵一生在大学就读与就业教学期间，都是从事研究苏共传媒历史。
自俄乌战争打响了第一炮后，作为一位俄罗斯人，Dima一个月以来郁郁寡欢，在生活中不欲多言，为着这场他认为“不义”之战的个人责任苦苦反思，有否尽个人微少力量去阻止它的发生。他到脸书个人账号上表达种种感受，为俄军遭遇顽强抵抗使战事停滞不前感到高兴，谴责普京残暴，也为乌克兰的生灵涂炭自责。不过，意料不到的是，这些情感表达，却仍有少数他账号上的俄罗斯“朋友”翻墙，或反讽、或批评他没有支持普京的“正义”之举。
俄裔学者指其一生写照可反映俄罗斯传媒遭遇端倪
这位直言不韦的学者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解释了外界一直在俄乌战事开打以来都摸不着头脑的疑问：为何在俄罗斯没有持续性大规模自发组织的反战示威抗议浪潮？为何除了极少数勇敢的传媒工作者外，绝大部份俄罗斯传媒也自绝于报导反战的空间？ Dima概括地指出上述现象绝非偶然，或许他一生至今的写照，可以窥探出点点的端倪。
Dima于2016年移居以色列前，将31年的青春奉献了他的母校–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Ural Federal University)。在这所大学毕业的他，执教俄罗斯媒体历史课程共26年，其教导过的莘莘学子，遍布俄罗斯媒体行业，可说桃李满门。
为战争感羞愧 指俄罗斯大部份民众相信普京与传媒失去自由有关
Dima首先说到，他认为当今在俄罗斯国内，仍有相当大部份国民相信普京有关发动其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理据，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当今传媒完全失去自由有关。他说，没有了多元报导，没有反战声音，俄罗斯民众只能聆听一种观点，误以为普京得到强烈民意支持，从而也合理化他的侵略行为，推向更极端。与此刚好相反，他以羞愧之心，形容当下的心情。
Dima说：“我想说，我会感到非常羞愧，我实在感到非常羞愧，我感到过意不去。我想，若有人对我所理解这次战争的涵意持相反意见，我会为我的政府感到非常羞愧。这一点是肯定的。就算是这政府说我不爱国，我也会坚持为它感到羞愧。当然，我不会说我不忧虑我所说过的话(会带来负面影响)。”
是非观念早孕育 年青大学时期课堂上挑战苏联言论自由观
年迈快将60岁的Dima坚持他认为的是非对错观念，并非今天才孕育出来。早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期间，他已经带着学者的身份在他所居住的叶卡捷琳堡 (Yekaterinburg)参与示威抗议活动。正是近期俄乌克战争为他带来的困扰，他更回忆起了一件约42年前的往事:在大学班中站起来，公然挑战老师正在讲授的知识。当时老师正在讲述列宁新闻理论观，声称苏共治下的传媒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权利”。 Dima回忆起他当时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根本不知道列宁新闻理论为何物，只是直觉知道绝对言论自由在当时的苏联社会是没有可能的。
Dima近日在他的脸书中写到，“我在大学的第一年，我站起来，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那时候是1979年，我们被教导列宁的言论自由观点。(老师教导)这些有关苏联有绝对言论自由；而其他国家则没有的事实。到了某一时刻，我忍不住了，在班中站起来说，这些(观点)全部都是不对的。”
这一突如其来的表态，除了被同学反驳外，也被老师回应指他未足够成熟理解新闻学。这次事件惊动了校方高层，也联络了他的母亲，使他需要接受“再教育”。Dima今天回忆起这事是仍略带激动地说，他当时没有思考表态本身的对与错，也不是挑战列宁，只是说出没有绝对言论自由，没有想到由此产生一连串的涟漪。
Dima说：“甚至到现在，因为我这个非常天真的表态，我当时没有考虑到后果。我没有考虑到大学、学院甚至父母如何会影响我。”
俄罗斯传媒自由“黄金时期”94年英国留学后接受西方传媒理论
Dima解释，他当时并并不深入认识西方传媒理论，也一直信奉及执教的苏共式新闻理论与传媒历史。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4年10月，他到达英国深造，认识到英国社会中的传媒如何运作，在完成了硕士课程返回俄罗斯后，才真正地影响他。
Dima说：“我低估了(当时)的形势，我意识到就是在英国这段期间，完全地改变了我对(新闻媒体)的固有思想。为了撰写硕士论文，我亲身到访过英国新闻机构，与从业员交谈。自此，我再次意识到新闻自由的涵意，记者的社会责任； 并反思了在苏联时期的奇怪(传媒)环境。最终，我也发现自己(在我专长的学术知识方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教导学生勿盲从僵化苏共理论 报导要凭良心做事
尽管如此，他从自己的专长-苏联传媒历史当中认识到，即使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不再受制于苏共；但俄罗斯传媒惯于受控的传统，早在1917年10月革命前的沙皇时代已根深蒂固，俄罗斯社会主体在苏联瓦解后，并不存在接受传媒第四权监督的现实客观条件。 Dima意识到，俄罗斯传媒将永远不能成为社会上监督的第四权，更加枉论有资格去控制国家事务。但在教学上，他还是鼓励学生不要墨守成规，不只是要牢牢守护着昔日苏联共产党时期的传媒理论，而是要凭着良心做好报导工作。
Dima说：“但我还是(对他们学生)说，纵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你还是可以有自由的，可以做不同的事(报导)。你不要超越冲击自己的内心世界，要明白是非对错。我对他们说，若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你的人格变会尽毁。”
经济困境与管理不善下财团兼并传媒数目随之减少
Dima 负笈海外深造的90年代初期，也是他口中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传媒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传媒拥有相对自由，堪称“黄金时期”。但随着俄罗国内高通胀经济困境、经营管理不善与寡头政治的出现，俄罗斯传媒开始面对大财阀的收购兼并，报刊数目减少，越来越受到寡头控制，能够反映到的社会多元声音也随之减少。
著书列举普京当政下传媒被受控制例子乏善可陈
在最近一本新出版的书籍Medi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中，这位俄罗斯传媒学者与另一学者罗恩·施莱弗(Ron Schleifer)花了一整章节探讨了俄罗斯传媒如何促使了形成巩固了今天普京的威权统治。
两位学者引用了多个例子，证明俄罗斯传媒在普京执政后，不仅不能发挥西方国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第四权监察者角色，而且还继承了昔日苏联时期的备受当权者操控的恶习。
第一个例子发生于普京上台执政的第一年2000年。当年8月12日俄罗斯北方舰队核潜艇库尔斯克(Kursk)号发生爆炸，沉入深海。虽然许多国家和非官方机构曾经提出帮助，但最初被俄罗斯拒绝了。
两位学者指出，即使是惨剧发生10天后普京与死难者家属举行了会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晰，就是当局无意说出事件真相下，尽管俄罗斯传媒尝试报导意外起因的不同版本说法，但始终无一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2004年克里姆林宫年度记者会没有一人向普京提问恐袭事件
2004年9月1日上午，一伙头戴面罩、身份不明的武装份子突然闯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刚参加完新学期开学典礼的大部份学生、家长和教师赶进学校体育馆劫为人质，并在体育馆中及周围放置爆炸物。被武装分子扣押的人质高达1,200多人，包括了却700多名儿童。这起持续了两天的劫持事件最终导致333人死亡，当中186人为儿童。
两位学者再度指出，俄罗斯传媒根本被拒于当局门外，无法得到事件的各项讯息。当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负责人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更在事件的一个月后才在电视上露面，无意公开解释在反击武装份子时他身在何处。在同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场年度记者会上，在场没有一个记者向普京提问有关这次袭击事件。两位学者质问，外界会立即联想到，是否克里姆林宫早已在记者会前教导了在场记者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提问的。
普京重用苏共模式控制传媒 国家权力比个人权利来得重要
Dima对记者解释，在库尔斯克(Kursk)号核潜艇爆炸灾难中，很明显在普京的眼中只有国家机密，人命并不重要。他指出，若这种立论是相反的话，在事件最初阶段，他便会允许挪威提供协助，有可能改写了历史。归根究抵，普京执政一开始便沿用了苏联控制传媒的模式，即使不再是昔日国家机器的一部份，也要牢牢掌握手中 。
Dima说：“很明显他执政一开始考虑的就是这苏联模式，这种苏共模式。他一直尝试重新建立(前)苏联的系统，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新的政治制度知识。他只能套用回苏联的制度。正由于在苏联时期他很成功，他所以便将这些(昔日)基本的制度，带回到当今(俄罗斯)的社会。他成功做到了，因为在很多方面，这些元素根本在他掌权之前，就已经开始(复辟)了。事实上很明显，对他而言，国家的优先权力比个人权利来得更加重要。”
普京2014年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后学术自由环境开始恶化
随着普京于2012再度执政，继而两年后攻打占领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这位敢言的学者身体力行，亲身参与示威抗议。虽然未招致警察上门约谈，但外界对他的人身攻击还是接踵而至，说他是“国家敌人”，其人格不值得信任。
随后，Dima渐渐地感受到其学术上的钻研工作受到压迫大环境的影响下，开始变得困难。他指出，俄罗斯学术界感受到这次普京回朝再度统治，欺骗了国民，打击了原来已不多的学术自由与信心。他昔日在海外发表有关俄罗斯传媒的学术研究，或到海外讲学的工作，也越来越遇到行政上不必要的制约。
最终2016年前赴以色列继续学术研究
最终，2016年他忍心离开俄罗斯，远赴以色列展开了事业上的新一页，继续有关传媒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工作。
他强调，这不是流亡，但他仍是要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何今天俄乌战争正式踏入第二个月之际，俄罗斯没有持续性大规模自发组织的反战示威抗议浪潮？为何绝大部份俄罗斯传媒也自绝于报导反战的空间？他解释，这股弥漫着的恐惧气氛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早于2013年普京再度执政的初期，已经慢慢地参透着。
Dima说：“我最严重的其中一个失望就是，当我看着教导过的不同年代的学生中，我已经意识到在2013年、2014年时，不能(为环境)作出任何改变。我也不能改变他们对(这行业的)前景心态。那时候，传媒报导内容的质素因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差。同期间，我更发现我所有(过去曾经)拥有的自由、记者的权利与独立地编写新闻的权利，所剩无几，接近完全消失。”
一生学术研究际遇反映了俄罗斯新闻自由的“悲剧”缩影
目前，在俄罗斯境内，美国之音俄语组的广播与网页早已被禁，俄罗斯国民更加不能用“侵略”一词来形容这场战争，只能紧跟官方同一口径“特别军事行动”，否则可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除了零星偶然的电视报导中出现举牌示威外，外界未曾注意到俄罗斯传媒有大量持续报导国外的反战声音。
Dima同意没有了反对声音的生存空间，一面倒的支持语调，只会将普京推向更加主观，更加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危及俄罗斯国家整体利益。这位学者总结，俄罗斯传媒新闻自由的发展，就有如他人生的际遇，从国外留学学到新知识，走到学术自由受制；也正是苏联解体后曾经昙花一现的传媒百花齐放，以至今天普京威权下的严密操控。俄罗斯新闻行业的际遇，也是他一生的缩影，是一场“悲剧”。
Dima说：“我感到非常悲观。传媒或许会很成功地屹立。我们会看到广告行业(蓬勃发展)，我们会看到传媒能够生存下去，但新闻界作为一个专业，只会将被埋葬。”
纵然是悲观，Dima忆起了他的母亲于2014年临终前的一席肺腑之言，并一直铭记于心。他的母亲是一位长期的苏联共产党员，毕生奉献于党的新闻事业。她用肯定的口吻对着儿子说，她一生的工作经验，在这新时代没有可学习之处，没有人需要学习。她说，从事新闻工作唯一需要学习的，就是要坚持是非对错，不要埋没良心。
母亲遗言暗示苏共时期忠诚党员也有风骨不只盲从附和
在这一点上，这位俄罗斯学者今天终于明白母亲的苦心，也理解为何她没有责怪他年青时斗胆公然挑战列宁的“绝对言论自由观”，因她身处严苛的传媒环境中，也有自我的道德底线，不盲从附和党的指示。而更值得母亲在天之灵感到安慰的，是儿子坚守学者的风骨，在年青时纵有高官厚禄，能得到十倍多以上薪酬当上新闻官的机遇，也被他坚决拒绝。
俄罗斯新闻行业是否如Dima所说乃其一生的缩影注定悲剧告终 ？俄乌战争的事态发展，或许将会说明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