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卡罗来纳州的格芬尼镇是热门电视连续剧《纸牌屋》的主人公弗兰克·安德伍德的家乡。人口大约一万两千，大约一半白人，一半黑人。这里矗立着著名的桃子形状的水塔。
周六的上午十一点，格芬尼镇中心的店铺大都关着门。偶尔有几家挂着开门的招牌，也没有什么生意。冷清的大街上见不到多少人影，只有几个黑人坐在那里漫无边际地聊天。我过去搭讪，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说，什么也不做。其中一个人补充了一句：
“哥儿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
他们是失业者。
格芬尼镇的人均收入大约一万八千美元，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该镇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克肖县失业率大约百分之七，而黑人中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一倍。黑人中男性又远高于女性。而三十五岁以下的黑人男青年的失业率有时高达百分之三、四十。这种情况在美国南部的乡村和小城镇地区相当具有代表性。
我问这几位黑人住在哪里。他们大概指了一个方向，我便壮着胆驱车前往。
这里坐落着一排又一排像集装箱一样的简易平房，灰不溜秋地早已看不出原来油漆的颜色。有几个黑人青年在闲逛，周围却看不到一个白人的踪影。有个老头走过来，看见我那与四周环境格格不入的挂着外地牌的丰田小车以及我那显然是外来人的面孔，他对我嚷嚷道：
“嘿，女人，你走丢了还是疯了？应该是那条路！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匆匆忙忙地照了几张相，也不敢多逗留就离开了。傻瓜都知道，这里是犯罪高发的地方。
从贫民窟的棚户区开过两公里上下，依然是黑人区，但居民显然多数是有工作有家庭的蓝领阶层。适逢周末，有几家人在院子里摆卖旧货。卖货的和买货的都是黑人。
再开过几个街区，就进入了白人区。林荫道上一排排整齐的房子，草坪修剪得漂漂亮亮，显示这里的主人在精心地经营家园。那里也有在院子里卖旧货的。有一家的主人原来是当地可口可乐装罐厂的经理，最近去世，亲戚在卖掉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院子里拥挤了上百人，在排队等着进去。来的全部是白人，多是中老年人。卖主不仅请来专人负责收款，甚至警察局也派了人来维持秩序。看来，在这个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周末的家庭旧货摊就是重要的娱乐与社交场合了。
对于贫穷与富裕社区的分野，我并不感到吃惊。毕竟，那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黑人贫民窟到处都有，但是在大都市的中上层阶级的地区总能看到不少黑人。这个地方如此“黑白分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自从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以来，种族隔离在法律上已经被废除。1965年的民权法案，保障了少数族裔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如今，如果少数族裔在就业、入学、住房、提升的时候遭受到任何歧视，可以根据平权法案上告法庭。 然而，为什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黑人的贫民窟并没有消失、黑白之间的差距仍然如此之大？仅仅是因为种族歧视，还是有更多复杂的、深层的原因？
在观察了多个南方的小市镇——它们与最近的新闻热点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有共同特点——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黑人的社区只有贫民窟和蓝领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地位的黑人绝大部分都搬走了。即便是在黑人聚居的社区里面，商店的店主多数并不是黑人，而是白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交谈之下，发现其中移民的比例很高。包括黑人区里的中餐馆，基本上都是福建广东来的移民。而开杂货店的多是韩国人、印度人、中东人、拉美人。这种现象与其它地区很相似。八十年代中期，有社会学者曾经在纽约的哈莱姆黑人区作调查。发现在那里开生意的人虽然看上去是黑人，但绝大部分是加勒比海地区来的移民。（前国务卿鲍威尔就出生在那里，他的父母是牙买加移民。）
为什么黑人社区里缺少黑人的小企业主？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这里的一位工作人员比亚特丽斯对我的问题作出了一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解答。
比亚特丽斯说，黑人社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了大批中产阶级职业人士。由于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必须住在一起，医生、律师、教师、牧师、银行家等等，都是本社区之内的人。当时黑人赚的钱，在本社区内要转八圈才会转到外面去。（当今的犹太人社区内，钱要转十二圈。亚裔的数字恐怕更高。）这样本社区内的企业经营者也就有了可以保证的市场。种族隔离取消之后，黑人中的职业人士渐渐地离开了。现在黑人赚的钱，在本社区内连一圈都转不够，马上就在外面花掉了。
“我不是说种族隔离是好事，只是要陈述一点事实，”她有点苦笑着说。
马丁·路德·金本人就出生在亚特兰大市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父亲当牧师，母亲持家，兄弟姐妹三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白人上层中产阶级不相上下。他的家庭拥有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坐落在亚特兰大一个十九世纪中后期兴建的德国式建筑的小区里。不过，就在他们家房子的对面，有一排供穷人住的简易房子，被当地人称作“一枪能打通的房屋”（shotgun house）——因为从侧面的窗户打枪，能够贯通整排房子。
这是种族隔离时代的现象。在今天，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出现由于地产状况的变化，现在美国的穷人和富人之间隔着一道地理上的鸿沟。而黑人中富裕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与贫民之间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鸿沟。
在马丁·路德·金时代，黑人的中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居住在同一个街区，上同一个教堂，去同一个商店，孩子们在一同玩耍，人们对彼此之间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黑人的领袖人物通常出身与受过教育的人当中。他们给整个社区树立了榜样，带领社区共同去争取权利与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那个年代的黑人民权领袖的政治主张有几个特点。
首先，他们坚持非暴力。马丁·路德·金在哲学上奉印度的圣雄甘地为精神导师。尽管当时的警察使用暴力现象比如今严重不知道多少倍，可是他们并不主张以暴抗暴。这一方面固然是他们从根本上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相信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推动进步，另一方面也是作为经济上的中上层阶级，他们并不希望砸烂现有的秩序。而且历史证明，非暴力的民权运动的确通过民主与法制的程序为少数族裔争取到了平等权利。
其次，这批民权运动领袖是教育的得益者，也是教育的提倡者。南北战争之后，最早涌现出来的一批黑人社区领袖将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比如奴隶出身、在阿拉巴马州兴办了著名的塔斯克基学院（Tuskegee Institute）的布克·T·华盛顿，在1895年代表南部的黑人与白人达成了“亚特兰大妥协”，承诺容忍种族隔离与歧视，条件是黑人必须免费获得基本教育。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黑人已经普遍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了高等院校。教育被认为是改善个人和族裔境遇的重要途径。因此，民权运动开始于在教育领域打破种族隔离是有历史根源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民权领袖们对家庭和宗教价值观的重视。自奴隶制时代以来，南部的黑人就笃信宗教。而废奴之后，黑人社区都成立了自身的教堂。（主要是基督教新教的浸信会和卫理会。）教堂的牧师就是当地的精神领袖，在他们中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民权活动人士。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是相当传统的，包括主张维护婚姻家庭、父母对儿女尽责，反对酗酒、吸毒等行为。他们尤其重视为黑人男性树立榜样，从穿戴举止到言语行动，要对外界树立起有尊严的形象。
今天美国黑人的成功人士，就是遵循着这条路走过来的。可是，随着种族隔离被打破，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各行各业获得的机会增加，受过教育的黑人也不断地离开原来的社区。（这被称作“black fight”。）民权运动过去半个世纪之后，非洲裔美国人中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多种族的郊区。在各行各业的高层中——包括白宫里——都有大批黑人的身影。然而，黑人社区却失去了大批领袖以及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留在贫民区里的黑人青年也失去了模仿的榜样。虽然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了人们基本的衣食住，但是这又从另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无力感。中产阶级流失得越多，社区也就越贫穷；社区领袖离开了，地痞流氓就有机会横行；家庭楷模不见了，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单身母亲家庭的数目便直线上升；好教师走了，学校就败坏得惨不忍睹。
在这样的社区里，毒品与犯罪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随之紧张。警察枪击嫌疑犯时有发生，而嫌疑犯枪击警察的事件也同样频繁。于是就有了弗格森那一幕。
这种在社会学上被称作“brain drain”（人才流失）的现象到处都存在——发达国家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富裕社区吸引贫穷社区的人才。毕竟，人都愿意往高处走。华人在美国虽被称作“模范少数族裔”，但也有这样的经历。到各地传统的中国城去，都能看到那里的肮脏和衰败。中国城里的移民的孩子，读完大学之后几乎无一例外离开中国城。八十年代的一份调查表示，纽约中国城居民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不到一半。
由于历史的原因，黑人社区的人才流失比其他社区的规模更大更快。如何才能重建黑人社区？如何才能使中产阶级向社区回流？或者如何尽快解决贫民窟的现象，使得种族之间进一步融合？这些都是摆在美国社会面前的紧迫议题。
种族隔离与黑人社区的人才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