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我交谈的中国人，” 在被问道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时， 彭博通讯社的社论版主编乔纳森·兰德曼（Jonathan Landman）这么说。兰德曼说，在中国，他接触的最多的是中国的专业人士。
“中国人很自信，甚至有些自大”
他说：“但是我交谈的人，他们不是特别谦逊， 他们展示的是自信， 有点过分自信了，甚至有点理所当然的自大。”
他说，这与他印象里的中国完全不同。他说，去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来自美国记者和作家对中国的报道。他说，在他们的报道中，他看到的是中国人如何挣扎着走向现代化。
兰德曼在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星期二（2月23日）举办的一场有关“媒体眼中的中国“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亚洲协会当晚邀请《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的9名曾经去过中国或是派驻中国的美国记者谈谈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以及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经历，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尤其是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刻。
兰德曼没有特别谈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但是，加州大学默赛德分校政治学副教授黄海峰对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卑到目前过分自信的心态变化有过研究。他最近在自己一篇题为“从月亮是外国的圆到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如何误解世界”的论文中这么写道：
“有关中国崛起的官方宣传无处不在，社会对（过去）自卑情节的强烈反感，推动社交媒体流行性的叙事，夸大中国力量并要求匹配的尊敬，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海峰2020年3月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人高估了自己在全球的形象和受欢迎度。
亚洲协会副总裁汤姆·纳戈尔斯基（Tom Nagorski）告诉美国之音，他在中国和亚洲的朋友告诉他，“尽管中国最初在新冠疫情爆发时处理的很糟糕，……但是中国对疫情的处理让老百姓产生了自信。”
关于新冠疫情，中国媒体绝口不提中国政府最初的瞒报导致了疫情的蔓延，也不提各地封城中对人权的侮辱和践踏。相反，中国官媒利用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以及美国大选的最初混乱作为佐证，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美国。
兰德曼说，中国人的自信在于，他们相信，他们甚至不需要再来美国就可以学到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
价值观不同，美中两国民众难以沟通
希拉·奥维德（Shira Ovide）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科技记者。她说，她被中国飞速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所震撼。在谈到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时，她却比较悲观。她认为两国民众在政治制度、言论自由、个人安全等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不同，让她觉得两国政府和民众之间存在难以沟通的分歧。
她说：“你知道我们一直碰到这样那样的紧张局势。我认为这些紧张正反映了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以及我们对政府角色、新闻自由、人身安全和社会自由等事物所赋予的不同价值观。我在想，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美中之间存在如此根本的分歧，我们是否可以友好相处？”
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查理·赫尔曼（Charlie Herman）与奥维德观点类似，中国老百姓满足自己与政府之间以经济发展换社会稳定的“契约”。
他说：“我也有一种交易的感觉。我们的经济发展，几百万人摆脱贫困，我们交换的是社会稳定和对政府的支持。我听到的是，‘这是我们的政府，不是你们的政府。你是谁，凭什么对我们管理事务的方式指手画脚？看看你们，政治撕裂，再看看我们，每一周都是建设周。我们不仅在中国建，还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各地建设，看看我们的成就。比一比我们的体制，哪个更好？”
赫尔曼说，中国人认为美国担心中国取代美国，而中国人根本不想取代美国，承担世界的责任。中国只想专注中国自己的事务。
《库克政治报道》（Cook Political Report）的美国事务编辑艾米·沃尔特（Amy Walter）说，美中价值观和做事的方法如此不同，美国只能把中国的做法顶回去。
她说：“中国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有关如何赶超，正常商务的界限在哪里，与我们不同，美国只能顶回中国的做法来保护我们自己。
她说，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并提升人权在外交政策中的位置表明，拜登政府将严肃应对中国并不只是说辞，而是真的会有所行动。
不明白中共为何要压制异议和言论自由？
美国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副总编辑贾斯汀·沃格特（Justin Vogt）说，他去中国，最大的困惑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其实挺认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对政府也有基本的信任，但是，为什么共产党还是对老百姓那么恐惧，必须要压制异议、压制言论自由？
他说：“我离开的时候，对于共产党政权如此行事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的行为似乎在暗示，他们害怕民众认为中共政权不合法：打压异议人士、镇压少数民族、扼杀言论自由。简单地说，如果中共明天突然停止镇压少数民族和异议人士，并取消对言论自由的所有限制，我的感觉，只要经济保持强劲增长，中共的一党统治或中共建立的制度并不会面临巨大危险。”
“他们希望我们改善美中关系，我们只想向两国政府问责”
《华尔街日报》的盖瑞.罗森（Gary Rosen）还记得自己与中国国务院一位负责对外媒体事务的高级官员的一次令他吃惊的交道。他说，中国官员希望驻华记者帮助推进“伟大的中国叙事”，而驻华记者只想完成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即让官员、政府、政党以及所有与权力相关的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他说：“这位官员说，两个国家媒体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顶回去。我们说：‘我们的工作是报道贵国政府和我们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并要求政府和掌权的人负责。’我们顶回去了。我的感觉是，要么他们彻底不明白，要么没有准备好，对记者按照专业标准要做的事放不开或是感到不安。”
罗森说，在中国做报道，他最大的感触是中国政府总是试图控制报道的内容。他们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深感不安。 在被问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否公平时，罗森说，在美国，就算美中关系越来越负面，就算有所谓的主流的声音，你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的声音。在任何比较“体面”的媒体上，有人说，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双方紧张关系可能会升级；另外就有人说，这个说法夸大了。而这一点，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