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和国际政治带来巨大影响，疫情后国际秩序将发生何种变化引起许多讨论。有美国和日本学者专家认为，这次疫情让更多国家看到民主台湾与极权中国的对比，长期受到国际孤立的台湾应该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之窗，推动有利其生存的国防和经济政策，台湾专家也呼吁国际社会能以“双重承认”方式让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
新冠肺炎疫情让台湾的防疫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瞩目，星期五(6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一场网络讨论会上，美国、日本和台湾的专家对这次疫情为台湾带来的机会提出看法。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资深研究员简淑贤(Shirley Kan)表示，台湾防疫成功使“台湾模式”成为一个更好的品牌，美国也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加大支持力度。不过她也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不怕与中国对抗，在对台湾的做法上不再以中国为中心，也愿意在一中政策的执行上不再像以前那么僵硬，不过美国对台政策的范式(paradigm)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围堵中国的意图。
简淑贤认为在防控新冠肺炎的“台湾模式”中，包括了事实、透明化和及时沟通等元素，与中国的威权治理形成强烈对比，台湾此时接收到的许多国际善意也将有利于蔡英文总统运用和防疫工作一样的“全政府”方式，去推动有助于台湾生存的国防和经济政策，台湾必须及时把握这个机会之窗。
“一个关心世界的民主台湾，与一个只关心自己权力与形象、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台湾基本上得到非常重要的善意，那应该足以让它推动其他对内和对外政策，那些政策有利于它自身的生存与自我防卫，”简淑贤说。
There have been stark differences between a democratic Taiwan that cares about the world, in counter to China, ru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PC, that cares only about its power and image. So Taiwan basically has generated very important good will that it should be able to sustain in other aspec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for its own survival and self-defense.
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松田康博(Yasuhiro Matsuda)也认为，虽然在疫情中贸易投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防疫期间的作为受到民众支持而有高满意度，台湾政府可以思考的是如果能在疫情过后解除对日本进口食物的禁令，那将有助于台湾达到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CPTPP)的目标，因为“对日本进口食物的禁令是最关键的议题”，而日本是主导CPTPP最主要的国家。
不过松田康博也提到对台湾来说算是“坏消息”的发展，那就是对台湾极为亲善、与蔡英文总统在社交媒体上互动颇多的安倍晋三首相，由于过于担忧习近平访日及奥运的问题，对新冠肺炎的防疫作为既少且迟，安倍政府的表现令人失望，因此其支持度也一路下滑，使得安倍已提前跛脚，日本政坛的后安倍竞争已经开始，因此他对疫情过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否能有新的突破并不乐观。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认为，这次疫情有如第3次世界大战，疫情过后可能会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原有的国际关系将有所改变，他希望疫情过后国际社会能思考有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专门处理经贸议题一般，以“双重承认”的方式，让台湾同样以有效治理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公共卫生事务的理由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
詹长权也对松田康博提到日本过于在意习近平访日一事表示，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的做法都过于保守，太注重一些支微末节小事，反而忽略了对基本人权价值的倡议。
“我们认为日本应该强调基本价值与人权，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中国也有许多经济利害因素，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商业，但即使我们与中国有许多交易，但我们还是非常坚持自己的价值。”
他说，“这也是全世界从这次疫情中学到的。在大流行时，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最终，生命--人类的生命和价值，要比短期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詹长权说，他希望无论习近平何时访日，日本都能够以更自信的态度为人权和民主价值发声，那对日本和全世界都会比较好。
詹长权还提到，台湾社会能如此团结抗疫的原因与去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有极大关系，它让台湾人更珍惜自己的民主，因此在蔡英文连任后人信任政府处理疫情的作为，也愿意服从政府的指令；而政府能以透明化态度及时提供人民正确信息，也相对减少了民众的不安和慌乱，这就是台湾成功的防疫模式，“我们防控的很好，但所有事情都以民主、法治方式进行，人民与政府都非常警惕，民众也愿意与政府合作，所以我认为这种精神与模式，真的值得全世界学习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