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不久前成立了一个八人小组,专门协助盟友和伙伴抵御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报复和胁迫行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Jose W. Fernandez)告诉美国之音,小组将以“咨询公司的方式”向相关国家提供帮助。长期关注美国外交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人士在对美国的这一举措表示赞赏的同时指出,“经济战”通常是中国“政治战”的一部分。他们还呼吁各界提升对中国政治、经济战术和战略认识,以便采取相应、有效的对策。
十多个国家寻求美国的帮助
费尔南德斯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访谈中说,2021年,在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对立陶宛施压,美国施以援手后,十多个国家主动找美国寻求意见和帮助。
他写道,“继立陶宛事件之后,合作伙伴越来越多地在考虑采取的可能行动之前与我们联系,他们知道北京不会喜欢这些行动。目前我们已经遇到了十多个案例,没有一个像立陶宛的案例那么极端:北京采取了公开的行动,立陶宛政府也公开予以回应。”
他说,其他国家可能更希望私下里与美国更“安静地接触”,如果这是这些国家的选择,美国也乐意以这种方式接触。
2021年,位于东北欧的立陶宛由于和台湾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台湾可以以“台湾”而不是“台北”的名义在立陶宛设置办事处,而受到来自中方的大规模政治、经济打压,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
中方当时取消了和立陶宛之间价值大约三亿美元的出口信贷,之前立陶宛的公司和企业用这笔信贷,来购买中国产品。事发之后,费尔南德斯副国务卿对美国之音介绍说,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一起,同立陶宛经贸部在2021年秋季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并为立陶宛方面提供六亿美元,用于采购美国的产品和服务项目。
费尔南德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不少国家希望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立陶宛待遇”。
八人小组将由费尔南德斯小组的中国政策协调员梅兰妮·哈特(Malaine Hart)领导。这个小组已经被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昵称为“(咨询)公司”。
费尔南德斯没有详细介绍这家“公司”的具体运营方式,只是说,八人小组的成员将像咨询公司的顾问一样为前来寻求帮助的“客户”提供咨询。
“就像优秀的顾问一样,当合作伙伴走进门,对特定的中国经济胁迫威胁或风险感到担心时,(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新的,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案例。我们也一直在学习)我们会利用这些经验教训来帮助合作伙伴预测北京的策略并为此做好准备。”
不过,费尔南德斯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强调,这个小组也不能算是全新的努力。他说:“美国国务院有成千上万专门负责经济事务的外交官在世界各地同他们所在国政府的同行一起努力,深化我们之间的经济纽带,包括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他们面对胁迫的时候,提供帮助。这些负责经济事务的驻外人员和我们在华盛顿的团队之间,有很密切的协调。”
除此之外,费尔南德斯也表示,美国正在这个领域加大和其他盟友之间的协作。
他说:“工业化七国集团(G7)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说是以多国形式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我们同时还有其他应对的渠道。这一领域目前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焦点。”
立陶宛事件上,除了美国的帮助,欧盟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
德国当时驻立陶宛的大使马蒂阿斯·松恩(Matthias Sonn)对美国之音表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立陶宛事件上,在抵制中方的打压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他说:“中方可能没有马上意识到,但是过了一阵,似乎明白了我们所坚持的 ‘和立陶宛之间的贸易就是和欧盟整体之间的贸易,没有任何一方,包括中方在内,可以打破欧洲经济一体化这一概念和实践。’我们的这一基本方针和路线最后取胜了。”
5月6日和7日,来自美国、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共30个国家代表在立陶宛举行了“抵御经济胁迫2024”会议。 根据立陶宛副外长埃吉迪尤斯·梅鲁纳斯(Egidijus Meilūnas)在X平台上的推文,会议“强调志同道合的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并积极合作,以抵御独裁政权的经济胁迫。”
费尔南德斯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经济战”是中国“政治战”一部分
美国前驻亚洲外交官格兰特·纽山姆(Grant Newsham)对美国之音表示:“为我们的盟友在应对来自中方或者任何敌方经济领域施压时,给予援助,是件好事。”他指出,之前已经有民主国家之间应当组建经贸领域类似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经济盟约的倡议。有必要拧成一股绳,他说,“是常识。”
“那些选择与民主、自由国家站在一起的国家、政府,应当得到来自民主阵营,尤其是民主阵营当中那些大国,比如我们国家,适时的支持,”他说。他还指出,经贸领域的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密不可分。
在谈到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合作与支持的重要性时,纽山姆以美台关系为例,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台之间如果能够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那将胜过许多架F35战机,或者是反舰导弹。其意义将不仅局限于提升台湾的经济,同时也将大幅提振民众的信心。”
罗伯特·埃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简称ITIF)的创办和负责人。早在两年前,埃特金森就撰文提倡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成立一个类似北约的经贸民主同盟,以相互支持,共同面对、推翻来自中方、旨在各个击破的制裁手段和措施。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年澳大利亚由于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进行彻查而遭受来自中方的打压、其出口到中国的货物受限期间,美国当时可以通过减少从中国等同数量的进口。“不过,要成功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多国家的共同协作,”他说。
在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另一家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任职的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罗(Elisabeth Braw)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务院加大力度,在应对经济胁迫领域给予盟友支持,可以说是给盟国政府一个定心丸,“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独。”不过,她说,在遭到中方打压期间,往往是具体的公司和企业受到直接的威胁。有鉴于此,各国政府最好未雨绸缪,及早帮助本国企业做好准备。
总部位于夏威夷的环球风险评估基金会(Global Risk Mitigation Foundation)负责人大卫·戴伊(David Da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必要认识到,经济领域的施压是中方总体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在看清这一总体方案的前提下,才能正确理解这一总体架构下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经济领域的施压、军事上的施压、间谍的派遣、文化上的渗透、鼓励到中国投资,这些都是非传统意义战术(non-kinetic warfare)、可以统称为政治战术(politial warfare)的组成部分。”
中方的做法,他比喻说,就像是蛀虫(termite),从内部掏空、腐蚀。“我住的附近就有一家古老的住宅,就是被蛀虫彻底掏空、垮掉的,”他说。“美国必须要对这样的手段有清醒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从攻城略地的角度来看待和中方之间的竞争。
戴伊说,中国希望通过“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来削弱一个国家的总体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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