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在美国国会遇阻多年后，终于在星期五(12月18日)作为联邦政府2016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当中涵盖的内容，被国会放行。该方案实施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在该机构中获得更大话语权。
IMF理事会2010年12月即通过了一项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该方案落实之后，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其中至少6%的份额将转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这个在美国国会遇阻多年的改革方案作为综合拨款法案日前在参众两院通过后，IMF董事长拉加德表示欢迎，称此举是“强化IMF在支持全球金融稳定中所起的作用的关键步骤。”
拉加德说，改革将使IMF的核心资源得以显著增加，将会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同时也将改进IMF的治理，使之更能够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起到的日益强大的作用。
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在IMF的投票份额为3.7%，居第六位。改革后，中国的份额将升高到6.1%,位次也将上升到第三。
此外，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也将跻身IMF份额排名前十的成员国行列。
从份额上来讲，美国仍将是IMF这一组织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成员国；尽管美国持有的份额将从16.7%降至16.5%，但仍将是唯一具有否决权的成员国。IMF的许多决定均要求获得85%以上的绝对多数同意，方能通过。
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2010年夏季举行的首尔G-20峰会上拟出的。不过，这一方案获得IMF理事会批准后，在美国国会遇到了阻碍。
IMF的这一方案出台后，过去五年来一直未能得到美国国会批准；据悉，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对白宫提出的相关要求、后者说是“代价”，过高。
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埃德温·杜鲁门(Edwin Truman)曾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他在于12月16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到，“我们不知道，也可能永远无从得知促使国会采取行动、冲过终点线所付出的全部代价。”
但是，杜鲁门说，从提交的综合拨款法案中，看得出为美国参与IMF事务设立了条件，包括美国在2022年若继续参与新借款安排(NAB)，则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杜鲁门认为，国会就此要价过高。他说，如果因此导致美国撤出NAB，将损及IMF的财务能力，以及美国在该机构中的领导作用。
另一个条件是要求美国驻IMF的代表用其“声音和投票”促使IMF废除“系统性例外”(Systemic Exception)，即允许IMF在某一个国家债务不可持续、不予救助将危及全球金融系统稳定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大规模金融援助。
IMF因参与欧洲对希腊的援助而招致许多成员不满，美国显然也是其中之一。
国会提出的第三个条件是要求美国派驻IMF代表在其就大规模IMF金融援助进行投票表决前通报国会。
很多批评意见认为，IMF份额和治理改革长期在美国国会遇阻，有损美国的信誉和全球领导地位。
有分析甚至认为，中国因不满IMF改革长期不能得以通过，因而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意在另起炉灶与之抗衡。在其他分析者看来，中国虽然不满，或有挫折感，但那并非是亚投行成立的根本原因。
此外，IMF治理改革屡屡在美国国会遇阻，也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作是促成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的一个慰藉因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克尔凯郭尔(Jacob Kierkegaard )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认同这种看法。但他认为，由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都应对IMF治理改革无法得以通过负责，奥巴马政府支持人民币入篮也符合自身利益。
尽管拖延过久，经济学家杜鲁门认为，改革来得虽晚，也好过放弃。他说，IMF改革方案此次若再度遇阻国会，美国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杜鲁门建议，IMF的支持者，其中很可能包括下任总统，必须教育公众和国会，让他们认识到美国对IMF持续的支持，对于美国经济和金融利益、乃至全球稳定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