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级外交官员呼吁改善美中双边关系，表示华盛顿与北京需要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选择全球一体化而不是脱钩。分析人士说，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将会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全球化最终可能走向一条“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道路。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一（2月28日）在纪念美中《上海公报》发表和尼克松访华50周年的一次论坛上，敦促华盛顿“恢复合理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合作，使双边关系走上正轨。这位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美中双方需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来看待两国之间的关系，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开放而不是孤立，一体化而不是脱钩”。
美中竞争对全球化的影响
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华盛顿将美中两国关系描述为“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而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这一策略让北京感到恼火。中国外长王毅说，尽管双方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是双方应该展开全面的合作，美国应该真正将中国视为发展过程中的伙伴。然而，新冠疫情危机引发了关于疫情对全球化、国际秩序，以及不断加深的美中战略竞争未来影响的持续辩论。
许多美国人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和历史上的周期性危机，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条件息息相关。在当前许多能够重塑国际体系的力量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时代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脱钩，给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分析人士说，即使在2019年底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前，关于全球化的未来，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辩论基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美国已经必须去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全球政治中的几乎每个问题，都被放置在新冠疫情危机的语境下进行讨论和分析。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经济脱钩和新冷战的话题，以及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将会对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告诉美国之音，由于地缘政治冲突主导着经济的发展，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凸显了地缘政治冲突的重要性。因此，美中竞争将会重新塑造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
“更具体地说，日益加剧的竞争将会削弱甚至瓦解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换句话说，美国将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及其盟国。美国及其盟国将会重组其供应链，以便它们不再会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他说。
此外，陈朝晖认为，由于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两国之间的知识和文化交流也将会大大减少。国际经济正在重新迈向冷战时代。
不过，前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文化意识”教官白伊丽（Elizabeth Bowditch）博士认为，因为有太多的变量和因素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所以目前任何对全球化未来的预期都是揣测性的。
“在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可能会发展得比美国更强大，因为全球供应链的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开始的，将这种生产带回美国的努力，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而失败，”她说。
但是，白伊丽同时指出，中国作为超级大国崛起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其人口的老龄化。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扭转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而这种情况将迫使更少的工人支持更多的退休人员，从而抑制其国内消费。
全球化未来走向何方？
在这场关于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对全球化影响的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落在了全球化趋势未来走向何方的揣测上。
自冷战结束以来，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商业和意见领袖，都倾向于相信和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扩大商品、资本、信息、思想和人员的跨境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即世界经济和社会日益密切的一体化，将导致效率的提高，所有国家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富国和穷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缩小。而反过来，这些趋势将促进跨文化理解，鼓励自由民主规范和制度的传播，并增强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前景。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认为，即使这些更广泛的政治利益没有立即到来，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在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
弗里德伯格星期一（2月28日）在华盛顿研究机构汉密尔顿学会（The Alexander Hamilton Society）宣讲了自己发表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2021/2022 冬季号上的一项研究。
弗里德伯格探讨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可能影响并受到国际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预期经济全球化可能会走向五条道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中国特色霸权化（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区域集团化（regional blocs）；以及基于价值的集团化（value-based blocs）。
所谓去全球化不难理解。一种霸权稳定理论认为，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需要一个单一的主导力量，但在极端情况下，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可能会完全崩溃，分裂成为一系列的国家各自追求自给自足，或狭隘的国家自力更生。
而再全球化，是指全球化体系的主要成员共同努力，特别是如果它们能够利用多边机构来加强沟通和锁定合作，就有可能保持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例如，如果美国放弃单边主义，中国承诺走自由化道路，各方同意加强现有争端解决机制，遵守裁决，也许可以挽救目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体系。
而所谓中国特色霸权化，可能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会走向的一条道路。弗里德伯格认为，纵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霸权衰落之后，最终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霸权，这种现象最常见的是在一场破坏制度的战争之后。
所谓第四条道路，区域性集团化，是说全球经济不是完全分裂成一系列自给自足的国家，而是分裂成为日益独立和不同的集团。这是理论家们在1970年代就曾经预期过的一种情形。
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是弗里德伯格提出的第五条道路。他说：“在这一个世界中，欧洲、亚洲和西半球的先进工业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经济集团。”正如标签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分组类似于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部分“西方”体系。
按照这条路线组织起来的新贸易集团，将为美国及其伙伴带来许多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建立一个主要由先进工业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提高所有成员国的增长率，同时扭转一些本来可能流向中国的贸易。民主贸易集团的成员可以共同努力，逼迫北京修改其贸易和工业政策，否则将拒绝或限制中国进入它们的共同市场。
弗里德伯格认为，假以时日，持续的集体压力最终可能成功地促成耐心谈判和美国单方面行动迄今未能带来的变化。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种“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化”是全球化发展最有可能走向的道路。美国及其盟国，将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集团，以继续全球化进程。而中国、俄罗斯和其它被排除在美国集团之外的国家将会组成它们自己的集团。
“由于安全问题和价值差异，两个集团之间将几乎没有交流。正如以上提到的，这更像是冷战时代，而不是全球化时代，”陈朝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