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3月中旬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上表现得咄咄逼人，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恩认为，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描述的对华政策核心，即“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的时候对抗”。
他指出，中国的行为或许会更加突出两国之间的竞争和敌对，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两国间“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本质，这一理念框架来源于他3月出版的新书《更强：在“竞争性相互依存”的时代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Stronger: Updating American Strategy to Outpace an Ambitious and Ascendant China) ，不过在外交政策领域也有专家并不完全认可他的观点。
美国的实力地位
何瑞恩对于美中关系出发点的衡量，已经在书名中点出，那就是美国始终处于更强的地位。他在书中第一章“美国的长期实力“中，首先列举了中国近年来飞速增长的经济背后的脆弱，包括人口红利下降，债务水平上升，生产率增速放缓，国内矛盾增加，领土问题凸显，食物和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地缘政治冲突上升等等。相较之下，美国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依然难以撼动，2020年的数据显示，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额的24.4%，而中国只占到16.3%。美国还拥有全球35%的创新专利，全世界最富有的2000家企业中，有将近600家来自美国；此外，美国依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而广泛的联盟，美国及其盟友拥有全球人口的25%和全球GDP的75%；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多数国际组织中扮演领导角色，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
何瑞恩指出，美国政界近年来过于关注和夸大中国的优势，而忽略了中国的劣势，陷入了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所说的“巨人恐惧症”，而这往往会造成偏颇和扭曲的观点，从而导致糟糕的政策。
他说：“在过去40年里，美国在全球GDP所占的份额一直很稳定。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的GDP份额大幅上升，但大部分源于日本和欧盟的下降。因此，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继续共同发展，这是很可能的结果。我希望美国能够集中精力实现自己的最佳传统。如果我们这样做，美国就能够继续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灵感来源。美国享受的成功越多，全世界越能感受到美国的强大力量。”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则指出，相比夸大中国威胁，他更加担心人们小瞧或者忽视中国的野心。他说：“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但我不觉得我们能一直保持，尤其是在没有正确的政策的情况下。从各个方面来衡量，中国都发展十分迅速，它企图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取代美国，企图利用自己迅速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来改变某些地区，以反映作为其政权基础的准则，而且会伤害到奠定我们国家的准则。我们不能安于现状，不能因为我们一直就是第一，就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永远都是第一。”
中国的战略野心
“美中两国都想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是何瑞恩在《更强》的第二章“中国的战略野心”中列出的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美国应该让中国认清界限：哪些地方中国可以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不损害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哪些地方不能。
何瑞恩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想成为富裕、强大和受人尊敬的国家；他们希望自己对核心利益的想法得到承认，而不是受到挑战；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体系中得到接受和尊重，并希望他们的经济模式得到接受和尊重。” 何瑞恩总结说，中国的目标是恢复其历史上的“亚洲领袖”和“世界大国”地位，并且将美国视为可能阻碍其实现目标的唯一外在因素。
2008年，从美国引爆的金融危机蔓延到全球，加上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一些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中国应该像崛起的大国一样行事”的想法。当时何瑞恩在北京担任外交官员，他回忆说：“一些熟悉的人告诉我，中国不会再把美中关系当作师生关系，也就是中国接受美国的意见…总的来说，我得到的印象是中国不会再隐藏自己的野心。中国的时刻已经到来。”
习近平上台前，中国在20多年里一直奉行邓小平199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但是习近平2013年掌权后，面临国内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党内明争暗斗、美国发起“重返亚洲”战略、“阿拉伯之春”掀起反独裁浪潮等一系列内忧外患，他决定追求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在全球多个地区的领导地位。
“竞争性相互依存”
在分析了美国依然拥有的显著优势和中国的战略目标后，何瑞恩提出“竞争性相互依存”(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基于他对两国关系本质的判断，即“竞争性”依然是关键，但“依存性”也不可避免，因为两国间存在金融、贸易、科学、学术和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
他说：“我们将必须同时持有两种看法：首先，就凭美国和中国的规模、目标以及不同的政府体制，两国间就会存在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将是竞争性的，但不是敌对性的。此外，这种竞争应该受限于我们对相互依存这一事实的理解。其次，美国不能完全与中国分离，正如中国无法完全与美国分离。两国的行为将使我们受到或好或坏的影响。而在两国共同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上，除非我们找到协调各自努力的方法，否则将无法取得进展。因此，这个理念就是，我们之间存在竞争，但同时也相互依存，我们应该找到办法来应对。”
何瑞恩进一步解释说，美国不应仅将中国视为伙伴，或者仅将其视为敌人。他也赞同布林肯国务卿在3月初提出的对华政策，指出：“ 在有的领域，美中之间会竞争激烈；在另一些领域中，美国和中国有着目标上的根本分歧；还有一些领域中，两国携手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会有利于双方的利益。我认为，健康的策略可以在这三种基础上发挥作用，而不是只专注于某一种，而排除其他两种。”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对于布林肯国务卿提出的美中关系原则持谨慎态度，他认为保持竞争与合作间的平衡会非常艰难，因为美中关系合作的基础和前景正在迅速消失，尤其是在2021年3月份的阿拉斯加会谈之后。他说：“两者很难平衡，因为合作很难，因为中共政权咄咄逼人，不仅是针对美国，也广泛针对自由民主世界。它没有显示出很多合作的倾向，或者说提供坚实的合作基础。所以我对此有所怀疑，也很悲观。”
美国应从实力优势出发巩固自身
在书的开篇和最终章，何瑞恩都强烈反对重走”冷战“路线，或者以“大国竞争”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他认为“正义对抗邪恶”的二元论利大于弊，不仅会带来资源分散，和与盟友产生龃龉的风险，还会加剧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强行推行西方模式也是不可取的。
他说：“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传统是努力促进和实现其核心价值观及理想，这是我们自1776年以来一直在做的，我们以后也会继续做的很好。因此，我认为美国自然会鼓励各国朝着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的方向前进。 同时，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有必要将其作为一种抱负，而不是用来攻击或破坏与我们不同的国家的武器。我们必须对自己改变其他国家的能力抱有谦逊的态度。”
何瑞恩还以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古巴举例，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美国也并没有在推行民主制度上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他说：“在美国替中国人民决定其政治制度变化的能力上，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这并不意味着当中国的行为破坏或威胁我们的利益或价值观时，我们将停止大声疾呼。但是，我们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正如他们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
何瑞恩进一步指出，与其想办法完全改变或者彻底击败中国，目前美国应该专注于强化其实力地位及优势的来源。他说：“首先，美国现在的经济和社会充满活力而且有韧性，并且在不完美的基础上，不断进行适应、调整和进步。当我们的国家强大并且实现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第二就是重拾其全球声望，包括促成和动员各方力量应对全球挑战。 第三个基本优势是我们史无前例的全球联盟网络。 中国不能夺走这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 美国将决定自己在这三个方面的实力。 这些就是美国实力的来源。 而且，我们对这些优势来源的投入越多，我们与中国竞争的优势就越大。”
范亚纶则认为，强大自身必不可少，但是也必须同时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维护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朋友和盟友不受中共激进政策的侵害。所以我们要兼顾两者，而不是往后退，解决国内问题，然后未来某个时候再站出来对抗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