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网络安全专家星期四在纽约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公布对中国网络经济间谍的制裁决定，将使美中领导人的会晤变得十分尴尬。他认为，中国确实窃取了大量美国经济情报，但中国目前并没有将这些情报转变成经济利益的能力；他指出，美国反击中国网络经济间谍的行动有夸大之嫌，对中国军人的起诉破了美国200年来奉行的外交惯例，有损美国的外交利益和美中在网络管理上的合作。
对中国的制裁可能推迟
中国网络政策专家格雷格·奥斯汀（Greg Austin）星期四说，美国的最新报道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国盗窃经济情报的制裁可能会推迟。他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在习近平9月28日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前采取这项制裁行动。他说，“如果在他来访前采取这一制裁行动，一定会使双方的会晤很尴尬。即便美国政府宣布采取制裁行动，层次也会是非常低的，仅仅针对几家公司。”
华盛顿无党派政治时事报纸《国会山报》星期五说，专家们认为，白宫不希望美中在网络问题上的紧张情势影响到即将到来的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晤。
在习近平即将进行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前，美中间因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导致的紧张加剧。美国众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全球网络威胁”的听证会，焦点集中在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威胁。最近，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袭击，多达两千多万美国联邦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回应道，“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今年4月奥巴马总统发出一项行政命令，给予财政部对进行恶意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的个人与实体进行制裁的权力。美国媒体最近几天一直有报道称，来自白宫的匿名消息来源表示，这一制裁行动有可能会在习近平访美前的最近几天宣布。
如果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得以宣布，这将是奥巴马的这项行政命令发布后的首例。
起诉外国军人破美百年外交惯例
奥斯汀目前在纽约东西方研究所任专业研究员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网络安全中心访问教授。他星期四在纽约指出，美国对中国网络威胁的反击是逐步升级的。而2014年美国政府公开宣布起诉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网络黑客刑事犯罪则是一个转折点。
他说，由美国司法部长公开宣布的这一起诉“是一项不寻常的行动”，他指出，这等于宣布了美国政府放弃了200年间谍外交历史中奉行的一贯做法，“第一次对执行职责的外国军人采取法律行动——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对他们加以起诉。”
他说，“起诉书中列举的31项罪名中只有两项涉及商业间谍，针对一家美国公司（西屋公司）。这一法律行动的着重点非常窄，如果执行，法律行动也是非常有限的。”
作为一项政策，美国试图在搜集情报为目的的网络黑客行动与获取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黑客行动之间加以区分。《国会山报》说：“这一做法至少部分与斯诺登事件有关。斯诺登暴露了美国对其它国家的大幅度网络间谍活动。”
奥斯汀说，美国政府非常一贯地执行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法官反复重申的一项政策，即，美国决不允许将其军事人员因其执行职责所从事的战争行为而被外国司法机构起诉。他认为，2014年5月美国公开宣布的起诉行动等于给了中国以同样法律手段加以报复的理由。
无证据证明被窃情报对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奥斯汀指出，他对这一起诉的研究显示，“虽然他们盗窃了商业机密，但是可接触到的公开证据并未能证明，作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这些被盗窃的信息被转移给中国民用机构使用，或是这一盗窃导致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的结果。”
美国司法部认为，他们有法律责任将这些经济间谍绳之以法，不管这一做法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对外关系。奥斯汀认为，也许美国政府确实掌握了这些间谍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但是在公共领域，这些证据并不存在。
美国政府正发起一场认识中国经济间谍威胁的公共教育运动。 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放映了一部保护美国秘密的视频，讲述中国某公司高管试图以利益收买美国公司的技术情报，该美国公司报告了联调局，使该中国高管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
联调局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克尔曼表示，该机构过去一年发现的经济间谍数量同比增长53%，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经济间谍从美国公司窃取重大信息。
克尔曼说，从经济上看，“中国间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联调局的报告显示，根据对165家美国公司的调查，美国95%的经济间谍案件与中国或中国政府有关。因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被窃取，美国去年损失了数以千亿计美元的经济利益。
中国无消化美经济情报的能力
但是，奥斯汀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述多位美国专家的分析评论指出，中国确实窃取了美国企业的巨量情报，但中国和中国企业并没有能力把他们窃取的大部分数据转变成任何经济利益。他说，“对巨量数据进行分析和消化是个巨大复杂的工程”。他表示，“即使中国拿到了西屋公司核反应堆的全部数据，中国也没能力建造出西屋能够建造的核反应堆。”
他引述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学院数码媒体与全球事务助理教授林德塞的话说：“强大的证据显示，中国在继续进行反西方利益的大胆网络间谍战。但中国难以把甚至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外国数据转变成竞争优势，遑论对盗窃的PB级（petabytes）数据做出有意义的解读了。”
不过，奥斯汀承认，这些情报也许在5年、10年后成为对中国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财富。
奥斯汀从1979年开始研究中国。他撰写或编辑了六本着重于中国的关于亚洲安全的著作，其中包括2014年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政策》。他还在东西方研究所2009年以来发起的网络空间合作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
奥斯汀认为，美国对中国网络间谍的反击有夸大之嫌，正在“伤害美国的外交利益和美中两国由外交界和民间培养起来的在网络空间管理问题上的合作关系。”
不应称中国为骗子国家
他尤其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政界人士称中国为骗子国家（Cheater nation）表示反对。他说，美国是否应该根据这一针对整个国家的刻板剖析来指导其对华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因普京拒绝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被直指为“撒谎者”，但并没有称俄罗斯为“撒谎国家”。“为什么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会认为由于少数中国官员的经济间谍犯罪或一些中国公民的攫取私利行为而称中国为骗子国家是有道理的呢？”
他说，“习近平会怎么想？几个星期后他会进入白宫与奥巴马握手。而奥巴马称你们是骗子，称中国为骗子国家，称你们偷了我们的情报，利用这些情报来超过我们。”
奥斯汀说，其实中国政府的情报重点并不在美国企业；中国从事网络间谍的绝大多数人是以中国人为目标的。“他们想知道异议人士在做什么？台湾人在做什么？他们想知道台湾人在跟南非、跟伦敦说些什么；他们想知道中国人在跟达赖喇嘛说些什么。”
中国情报工作主要针对本国公民
奥斯汀指出，“中国政府从事情报工作的优先顺序是，70%针对中国公民，监督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与中国公民的联系；20%是与台湾有关的；10%是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有关的。”
曾在国防情报领域工作过15年奥斯汀是位国际法硕士和博士。他指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的“网络就绪指数”，中国排名第62。奥斯汀说，2011年，中国排名第36；而2012年以来，中国逐年后退，“不仅是落后，而且是在下滑，因为其他国家的改善速度超过了中国。” 该报告是根据对143个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条件和应用成效进行评估发布这一指数的。
奥斯汀表示，习近平上台后亲任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奥斯汀说，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证明了他们认同国际研究机构发布的有关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条件和应用成效落后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