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关系似已迈入近乎全面竞争和对抗的时代，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双方仅剩的屈指可数的或可合作的领域之一。自拜登新政府就任以来，华盛顿和北京都已反复表示，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共同利益，愿意在这一领域与对方展开合作。 但在另一方面，一系列迹象显示，两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立场相距甚远，两国合作面临重重障碍。
中美减排目标差距大
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立场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应有不同的减排责任和目标。 中国宣布的减排目标是力争将力争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批评人士指出，这意味着中国还可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继续大量排放。
非营利组织“全球能源监测”（Global Energy Monitor）上个月的最新报告说，中国去年新建的煤电产能是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总和的三倍多，相当于每周至少有一个新的大型煤电厂建成。” 此外，几位中国气候问题专家最近在英国气候政策组织“碳简报（Carbon Brief） ”网站上撰文警告说，电网运营商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正在为获建数百个新燃煤电厂的目标而游说。
美国上届政府在去年9月公布的的“事实清单”中曾批评说，尽管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却坚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以避免承担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 现任气候问题特使克里(John Kerry)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没有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国家。 克里说：“毫无疑问，美国不希望这会持续下去。”
传统基金会的托马斯·罗伊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尼古拉斯·洛里斯说，美中两国在减排承诺方面存在有巨大差距。他说：“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中国到2030年之前都不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实际上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气候问题上难以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
洛里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两国目前在经济、贸易、政治等等很多领域都有严重利益冲突，口头上说在气候领域进行合作容易，但是“魔鬼实际上藏于细节之中”。
除了减排义务不同外，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还可以令其享有国际气候组织的资金援助。尽管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诸多环节占有国际领先地位，但中国仍在享受联合国的援助。国际环境资金机制的重要组织“全球环境基金（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曾资助了一百多个中国项目，其官网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作为主要捐助国的这一基金向中国提供了20多亿美元的援助。
发展中国家地位涉及中国整个的对外经济定位，预计中国不会轻易改变这一立场。中国负责国际气候谈判的特使解振华在上个月的联合国高级别辩论中再次强调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不能“搞一刀切”，并呼吁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有利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彩虹独立研究所(IRIS Independent Research)”所长瑞贝卡•格兰特说，中国所作所为令人怀疑中国的诚意。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为了重返巴黎协定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将这看得极为重要，应对气候变化已是美国的重中之重，但我不认为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气候是否为独立议题
华盛顿和北京在是否可以单独处理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立场似乎也相去甚远。
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气候是一个独立的议题，美国不会用气候问题和中国做交易。 克里星期二（3月2日）再次强调，美国可以把与中国的分歧与矛盾放在一边，与中国合作制定旨在将全球气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他在剑桥能源周（IHS CERAWeek）上在强调美中气候合作重要性的同时说：“这是一个分隔开来的问题，不会与其他问题连在一起。”
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 本星期也说，尽管美国和中国在像人权问题等许多领域存在“严重分歧”，但两国可以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然而在北京方面看来，美国必须放弃他们所谓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否则不可能进行气候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 他在被问及有关克里的不会同中国就气候变化议题做交易时说，不要指望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时“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理解和支持。"
仍有合作空间？
尽管美中政府高层间的气候合作在过去几年里几乎为零，但观察人士指出，两国间在非政府层面的合作从未停止。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问题专家吴岚（Jennifer Turner）指出，美中气候合作远不止是政府间的合作。 她说：“两国大学、智库、非政府组织以及研究机构一直在和各自的中国伙伴合作。”
美国一项有关是否应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的民意调查显示，美中气候合作享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上个月公布的这项调查说，56%的受访者希望拜登政府与中国合作，认为这比除核裁军以外的所有其他问题都重要。
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汤姆·伍德罗夫(Thom Woodroofe)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的民调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都理解，美国可以在竞争的同时在不同领域也有合作，他们了解与中国合作的意义。”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陆恭蕙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于今年下半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缔约方会议，届时世界各国都会期待美中两国作出更大承诺。曾经担任前香港环境局副局长的陆恭蕙对美国之音说：“实际上世界其他国家，每个人都在看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找到一些可以合作的方面。这也许是少数他们可以开始进行积极对话的领域之一。”
分析人士还指出，为了双方及全球共同利益，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关系最为恶劣的年代也曾经达成过限制武器条约。
已担任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主任长达18年的吴岚对美国之音说，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一方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曾跟北京就气候变化问题深入合作，并最终达成了《气候变化联合公告》。她说，鉴于目前美国关系现状，不能指望双方合作会很快恢复到当年的合作水平。她说：“在应对气候变暖的时候，他们也得花一些时间先暖和一下彼此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