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星期结束的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在努力与欧洲协调气候控制措施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美国的环保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七国集团峰会和其他世界领导人，对华盛顿弥补过去四年损失的努力和决心反应良好；但是环保团体对此次峰会气候领域承诺缺乏具体性表示失望。
气候变化专家认为，气候变化是七国集团峰会的重中之重；因为拜登政府希望借此表明，他领导下的美国将会认真对待气候危机，努力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在国内和全球取得减缓气候变化的进展。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项目高级研究员简·中野（Jane Nakano）认为，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其它各国领导人，对于美国决心弥补过去四年损失的努力反应良好。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美国之音表示，环保团体和组织对此次七国峰会上气候领域的承诺缺乏具体性表示失望；特别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在寻求从新冠病毒危机对经济破坏中恢复过来时，必须找到化石燃料的替代品。
不过，中野并不认为这次峰会是一次失败，因为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在国内采取一些严肃的计划和行动，以及与国际伙伴进行政策协商。
“支持国际承诺的联邦计划和行动，需要强有力的公开辩论和国内协商，而这正是美国联邦政府过去四年无所作为所遗留下的问题；而本届政府只存在了大约150天，”中野说。
中野同时指出，关于一些重要的问题，华盛顿与七国集团的伙伴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一致，如国内煤电逐步淘汰的步伐，以及如何解决国际贸易中的碳泄漏（Carbon leakage）问题。
中野所说的“碳泄漏”是指，由于与气候政策有关的成本原因，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排放限制较宽松的其它国家。这可能导致其总排放量增加。在某些能源密集型行业，碳泄漏的风险可能更高一些。
上星期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发表公报说，七国承诺在不迟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在截至2030年的20年中，将集体排放量减半；并且增加和改善气候变化的融资；到2030年，保持或保护至少30%的土地和海洋。七国还承诺，通过支持绿色革命来保护地球，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减少碳排放，并努力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度以内。
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说，尽管许多团体和人士批评七国峰会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不够具体；但令人鼓舞的是，此次七国峰会已经开始将公共卫生对策与绿色增长联系在一起了。
“为对抗中国的影响，七国集团对铁路和风力发电等绿色项目的支持也一样。这些举措应该会增加中国对外投资和放贷的压力，迫使中国停止支持燃煤电厂，使其通过国际活动对应对气候变化有贡献，”夏竹丽说。
北京NGO组织“公共卫生治理”（ Health Governance Initiative）执行主任、法律学者贾平认为，本次七国峰会虽然没有任何重大突破，但是在应对中国的策略问题上，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在贾平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融资政策成了“杠杆”，也就是说，七国集团试图以气候变化议题为抓手，以融资为激励机制，刺激富国以及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冲中国的能源和基建政策。
贾平认为，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在几个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一是承诺本国不再使用煤炭，并不再资助关于煤炭的国际项目；二是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进行了讨论；三是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铁路投资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但这些共识，几乎都是围绕中国展开：不使用煤炭是为了迫使中国也降低煤炭使用，而发展中国家铁路融资则是为了对抗一带一路倡议，”贾平说。
美中气候变化合作的“启动器”是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伊始便签署行政命令，华盛顿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拜登政府透露出的信息表明，美国将以气候合作为契机展开和重启特朗普时期陷入40年低谷的美中关系。
尽管随后美中两国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的首次会晤，双方公开谴责对方的各项政策；但是此次高层会晤后双方表示，将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合作。
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特使克里4月份访问上海，与其中国对口官员解振华举行会谈后，两人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中两国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且与其它国家合作，加强对《巴黎协定》的执行。
关于美中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自克里上海之行和拜登与习近平举行世界峰会以来，迄今一直停留于纸上谈兵，而一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国际社会关注，华盛顿与北京在气候控制方面开展具体合作的“启动器”（starter）是什么？
气候变化专家一般认为，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继续致力于气候合作，而避免两国在双边关系中所有的更棘手的问题冲淡或破坏美中气候合作。
北京“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气候变化在国家关系中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那么很难想象其政策在短期内会从纸面上有效落实到现实中。
贾平说：“中美不妨可以探讨全球‘气候变化技术基金’的创建，以此作为切入点，积极推动相关领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激励私营部门创新，为技术转让和公正补偿提供新的路径，积极推动全球公民意识教育，果真如此，可谓善莫大焉。”
夏竹丽教授还是《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的强制环保主义》（China Goes Green: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一书的共同作者。
夏竹丽则认为，美中气候合作启动的最好的举措是，美中两国建立一个最高层的联合工作团队，在支持多层次的合作的同时，显示举措来自最高层。“这应该是一个极为富有成果的合作领域，有潜力让大量的行动者参与；但只有当高层发出明确信号时，它才会起作用，”她说。
贾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等富裕国家以此为契机，推动各国能源结构的健康化发展，那么中国自然没有理由不做正面的行动上的回应。
环保专家认为，气候领域合作的例子有很多：分享技术和技术专长；讨论短期和长期政策举措；坦诚地讨论各自国内的障碍和挑战；支持学术交流和学生奖学金；支持双向的与气候有关的“考察访学”；将气候考虑纳入其它环境问题，如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等等。
“不幸的是，华盛顿那些主张美中竞争而不是气候变化合作的人，目前的声音似乎更加响亮，有些人倾向于认为可以将合作委托给非政府组织和其它国家层面以下的团体。 这造成了两国的水平不匹配，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气候变化显然是一个北京控制的问题，”夏竹丽说。
发达国家应与欠发达国家合作承担义务
过去几十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批评西方工业国家，称正是由于富裕国家化石燃料使用量最多，才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恶化。
环保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富裕国家继续将环境损害的代价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此外，国际贸易中的“碳泄漏”问题一直是一个无法彻底解决的棘手问题。出于本国气候政策有关的成本的考量，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排放限制较宽松的其它国家。
它们或者通过采矿、木材贸易、过度捕捞、以及过度开采等活动对自然资源造成影响，或者将污染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影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是通过‘回收’工业，使贫穷国家遭受电子产品有毒废物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巨型船只的退役和塑料工业等等。
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认为，富裕国家应该“先行一步”，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财政支持，以及在绿色建筑和绿色建筑规范等领域，分享专门知识以及生态系统恢复和能源效率，以及所有国家实现碳中和而需要的其它关键领域，提供最充分的支持。
华盛顿智库CSIS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高级研究员中野表示，发达国家需要带头分享经验教训，并继续坚持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使其能够通过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等渠道，兑现各自的气候承诺。
北京法律学者贾平认为，富裕国家曾经承诺，在2009-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金气候资金，但显然没有做到。富国应当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绿色节能技术转让和专利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展现诚意，避免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疫苗专利暂时豁免问题的争议。发达国家不妨先成立相关技术的“专利池”，并尝试开放对专利豁免的全球讨论。
贾平说，富国现在要做的，是采取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不仅要遵守承诺，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还要保证资金分配的公正性，避免将资金当成资助一些“大棒”行动的“胡萝卜”。
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说：“理想的情况是，富裕国家应承认，它们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使用化石燃料中已经获得了利益；因此应该对这一历史遗产进行深刻的反思，采取具体和重大步骤，纠正这一全球范围的不公正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