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信命，自古已然，遑论中外。《注定一战》这本书开篇就讲了一个细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尸横遍野，经济崩溃。参战国中没有赢家。力主参战的德国首相霍尔维格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做出当初的选择，只得哀叹：“早知如此啊！” 是啊，早知如此，不仅霍尔维格会做出别样选择，所有参战国的总统、沙皇和总理们也都不会愚蠢地卷入这场浩劫。可是，历史会有如果吗？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吗？
人类进入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莫过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会爆发战争吗？美中之战会是命定的劫数吗？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把这种命中注定称作“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埃里森教授在哈佛执教50多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目前担任肯尼迪学院的贝尔佛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埃里森教授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国际政治学者，但是他出版的著作并不是很多。他最著名的学术成就莫过于发明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词。现在，学者和专家们在论述美中关系时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概念，据说奥巴马和习近平还曾经就此发生过争辩。
修昔底德陷阱究竟是指什么呢？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人类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他在这本书里记叙了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迅速崛起的雅典对当时的霸主斯巴达形成了挑战，而斯巴达出于对雅典挑战的恐惧而轻启战端。埃里森教授在研究这本著作时发现：像这样的新强权的崛起对现存秩序产生结构性的压力(structural stress/pressure)，从而导致同老强权发生冲突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在过去五百年中，一共有16次新崛起的强权挑战老强权的事例，其中只有四次以和平告终（老强权让出霸主的宝座，或是新老强权和平共处），其他的12次都是诉诸刀兵，两败俱伤。埃里森教授称这种历史现象为“修昔底德陷阱”。
今年五月，埃里森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y Graham Allison, 2017) 他在这本书里详尽地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分析了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虽然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作者对中国唱赞歌多，对美国批评多，但是这仍然是一本立意新颖、见解独到、观点深刻的好书。
首先我们看看埃里森教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他认为，要想避免同中国的冲突，美国人首先要全面深刻地看待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越美国，到2024年，美国经济将只是中国GDP的三分之二！埃里森教授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大为惊叹。他引用了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话说，中国是在30年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结合到一起。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在2005年，中国每两个星期就能建成相当于今天罗马的建筑面积，所以书中的一个章节就叫“罗马是两个星期建成的”。埃里森教授谈到自己每天去肯尼迪学院上班都要经过查尔斯河上的大桥。此桥的重建花了四年，每天的堵车惹得怨声载道，而中国重建比查尔斯河桥更大的三元桥却只用了43小时！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佛利德曼在参观天津时被壮观美妙的梅江会展中心所折服，当他得知这个中心的建成只花了八个月后感慨万千，因为他从在马里兰州的家去坐地铁，华盛顿地铁的员工修理两节滚梯台阶差不多也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中国现在几小时做的要比美国几年间完成的都多。同样拿我们身边的华盛顿地铁的银线来说，1968年就开始规划，2000年正式启动，2009年动工，2014年完工一期工程，才只有五个站。连接杜勒斯机场的二期工程何时能够真正完工就更不知道猴年马月了。而北京能够在一年之内做到几条地铁线路同时建成通车！
这种对比固然令人惊艳，但是未免把中国的发展看得多少有点固化了。埃里森教授对中国未来经济实力的预估是假定中国会一直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发展速度固然令人叹服，但是且不说中国的GDP数字中有多少水分，就是目前这种债台高筑来进行基建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持续下去，连中国领导人心里也没底。再加上中国的房市和银行坏账两大泡沫不知何时戳破，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充满变数的。忽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而来分析美中未来的力量消长难免会有偏差。
无论中国的经济未来走向如何，美中力量的对比已经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崛起并不光是经济的崛起，它同时也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带来冲击，特别是中国要主导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态势十分明显。埃里森教授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态势完全具备“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征。他在书中对于两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对比分析让人感到悲观——
当年英国把霸主的地位拱手让给美国而没有兵戎相见，除了老霸主实力不济之外，两国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同源性也是重要原因。但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实在太不相同了，在所有方面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两国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都觉得自己具有别国无法企及的出类拔萃。中国人信奉“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除了中华上国之外别人都是野蛮人。中国和别国的关系应该都是万邦来朝的关系。而美国人则一直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说过：“不要说在全世界，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对于自己会被一个长期以来被蔑视和从不放在眼里的亚洲民族所取代在感情上是极其难以接受的……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会使得这个转换适应异常艰难。”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人是宁愿贫穷也不能放弃自由。三权分立的政府会造成扯皮、拖延和失效，但是美国首先要排除的是强迫服从的独裁政体。当然，独裁政体做事情的效率会高，这却恰恰是许多中国精英分子所看重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政权不是民选的不要紧，只要能做事情就具有了合法性。
美中两国这种针锋相对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彼此很难和平共处，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会接受大英帝国的命运，乖乖让出霸主的宝座。实际上，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对世界秩序的冲击比今天的中国猛烈得多。埃里森教授在书中第五章“山雨欲来”中以不小的篇幅回顾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老罗斯福）向外扩张的历史。老罗斯福上台的时候，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盛，他公开宣布美国要向全世界传布先进文明。美国在美西战争、巴拿马独立、强迫实行“门罗主义”、阿拉斯加边界之争等冲突中咄咄逼人，不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决不罢休。埃里森教授不禁感叹：虽然美国一直在教训中国要像美国一样，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国果真像美国一样，做到当年的老罗斯福总统所做的一半，美国会受得了吗?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新老强权大多数都以战争决定胜负，美中是不是不也要一战定输赢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指出了发动战争的三个要素：国家利益、恐惧和荣誉。特别是老霸主对新强权崛起的恐惧掺杂了许多感情的因素——雅典越来越强盛，斯巴达则越来越焦虑。老霸主往往会夸大新强权的危险，而新强权则自信心膨胀，对形势产生误判。两个国家做出的不同选择使得战争终于爆发。
既然美中具备了卷入战争的要素，那么未来的战争爆发点会是在哪里呢？论述未来的美中之战是全书中很精彩的部分。埃里森教授列举了几种美中之战的版本：南中国海上的偶然相撞、台湾独立引发的核大战、被日本拖下水的三国杀、北朝鲜核武使得美中卷入正面冲突、由经济冷战而引发的热战等等。诡谲之处在于：美中两国领导人内心里都不想打仗，但是在中国崛起美国焦虑的压力环境下，一个偶发的火星就可以燃成冲天大火，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们了。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把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比喻为一场“胆略游戏”(Game of Chicken)——双方驾驶的车辆迎面疾驰，千钧一发之际必须要有一个司机躲避，但是谁愿意做那个先胆怯的人呢？目前在南中国海地区，当中国军队骚扰美国飞机舰船的时候，美国都是先行闪避，但是今后如果有个第七舰队的血性舰长不听指挥，对着近在咫尺的中国军舰迎头撞去，或是有个美军驾驶员以为中国军机靠得太近对自己有危险而把对方击落，事情会如何收场呢？偶然的冲突发生后，不愿意打仗的领导人们往往想用加剧紧张局势的办法压对方让步，降低全面战争的风险，结果通常事与愿违。不得不说，埃里森教授既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又是一位通晓军事战略的内行人（他在里根政府中曾担任国防部长高级顾问，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他对美中发生冲突的假设和分析，既合情合理又犀利深刻。特别是他对于美中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预测，掩卷之余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埃里森教授创建了哈佛肯尼迪学院，又长期担任院长，他的门徒遍布全球，其中不乏达官显要。习近平的重要智囊刘鹤、女儿习明泽以及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都应该算是他的学生。他在书中谈到访华时刘鹤曾经详细给他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等细节，所以埃里森教授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深入的。他最担心的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足却又装懂，装懂只能造成含糊不清。一些美国人假装看不见或者看轻中国的崛起，要么就是只见经济崛起而忽略中国崛起的全方位的意义。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他对如何避免美中战争提出了四点提示，第二条就是要知己知彼，多认识了解中国人的意图。埃里森教授对大国外交的真谛论述得十分深刻——处理像美中关系这么重要的双边关系，可预见性与稳定性才是核心，而不是什么两国友谊之类的东西。
《注定一战》在结论中论述的另外三个提示是：
1）清晰地界定美国的核心利益。什么都是核心利益等于什么都不是，对于那些蝇头小利就要坚决放弃。比如，如果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是核心利益，那么美国就不应该考虑去保卫菲律宾，而是要考虑如何避免同中国的核战争。
3）制定真正的对华战略。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美国仍然需要像提出“遏制苏联”战略的肯南那样杰出的战略家。
4）美中两国都应该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到中心位置。美中国内的问题都一样：失效的政府。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失败，华盛顿已经变成了一个失效的首都。白宫和国会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上也不能合作，比如年度预算、和外国的协议等。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早就使得中国那种老一套的政府管理办法过时了。中国的都市年轻人和手机使得政府监视每一个公民的做法难以为继，而法治的缺失和文化思想的贫乏不仅限制了人民的创造力，也很难对世界各地的人才产生吸引力。如果习近平和川普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首位，在亚洲争霸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伟大的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洛斯在悲剧的结尾往往给出宿命的答案。埃里森教授并不相信宿命，他认为领导人做出的选择、国家做出的选择才会塑造历史。可惜的是：他把美中避免一战的关键归结到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理性上，殊不知政治人物的智慧是最靠不住的稀缺品。让我们回到当年德国首相霍尔维格的哀叹：“早知如此啊！”是啊，谁又能够预知未来呢？埃里森教授在书的结尾处这样做了回答：“我们只知道莎士比亚是对的，我们的命运‘不在我们的星座，而在我们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