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最近发布报告称,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美国的好处并不太,反而是“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并建议国会严格审查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美国对中国投资的态度让人不禁想起1980年代,日本在美国投资初期遇到的状况。
VOA卫视记者专门制作了中国在美投资的系列报道。下面请看报道的第四集:中国在美投资,对美国来说是昨日再现吗?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与日本有什么不同,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未来如何?应该从日本企业那里学到什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当日本人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时,他们遭遇的政治阻力和舆论压力与中国公司目前所经历的相比, 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人来了”, “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日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柯蒂斯.米尔豪普特(Curtis Milhaupt)说: “现在国会对中国的讨论与1980年代对日本的讨论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国会担忧的很多事情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担心东亚经济强国将超越美国;他们说,中国的贸易不公平以及操控人民币汇率等等,中国出台产业政策帮助出口商等等,所有这些都让人不禁想到1980年代对日本的讨论。”
正是当年日本的投资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职能的强化。CFIUS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监督外国投资对美国的影响”, 同时协助执行美国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并没有被赋予实质性的权利来规定或者阻止可能引发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
1989年,日本炫耀性高调收购被称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的洛克菲勒中心,引发美国的反日浪潮。
米尔豪普特说:“日本收购洛克菲勒中心,从公关角度来说,简直是场灾难。”
为了消除美国人的敌意,让美国人接受投资,日本公司在80年代采取了多种战略。由于很多批评来自国会,而不是州和地方政府,很多日本公司,包括尼康、索尼、松下和东芝都在华盛顿设有办公室,以便打造积极和正面的形象。
日本公司还努力通过智库、媒体以及前政府官员等来改变舆论的走向。1980年代,华盛顿的许多智库开始举行有关日本投资的讨论,并对日本投资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研究。这些讨论大多数得到日本公司的赞助,而且,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加大在美国就业岗位方面的投资,雇佣美国人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职位,并从美国生产商那里购买产品等,是日本企业扭转形象的另一个关键途径。丰田、本田等汽车公司都奉行了在“在哪里销售,就在哪里生产”的战略。根据纽约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数据, 截至2011年,日本企业在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大概有70万。
荣鼎集团研究部主任韩其洛 (Thilo Hanemann)说: “ 很多人都在(把中日投资)做那种比较。在80年代,确实有反日的浪潮,但是几年后,一旦更多的人明白,这对美国经济、美国工人来说,是有利的事情,日本的投资后来就很受欢迎了。”
与当地社区保持接触、积极参与企业所在地社区建设是日本企业为改变形象所作的另一努力。丰田在得克萨斯开设工厂时,曾向当地的经济发展基金会和教育伙伴基金捐款50万美元。
韩其洛说,“对中国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当地的规章制度,了解海外和发达国家做生意的途径,与当地社区保持接触,这些都是来美国的日本公司所采取的措施,并取得了成功。”
他还说:“给当地事业捐款、与当地社区保持接触,并建立伙伴关系,他们了解当地的商业环境。那些拥有当地的管理团队,或者当地有投资合伙人的中国公司相对来说在美国要成功一些。因为他们有理解当地风俗习惯的团队”。
其实很多中国公司或多或少地在这么做。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商海尔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是美国人。中国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商三一美国公司主席是美国人蒂姆.弗兰克(Tim Frank),他曾在沃尔沃和卡特皮勒公司工作过,他谈到了中国和美国管理的不同。
他说:“在决策速度方面,中国公司要快得多。他们的哲学是,我们先做决定,然后分析结果,也许这中间需要调整,所以,中国的决策过程更多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而西方的方式,是更多的思考分析,再分析,等到一切都非常确定后,再做决定。这是中国公司与西方公司最大的不同。”
成为哈佛商学院学习案例的万向美国公司建立了一些帮助地方社区改进教育的项目,包括一个在旧金山地区为教师提供清洁能源的项目。万向还为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提供支持。不过,在业界很知名的万向,却不太被所在的社区居民了解。
由于中国和日本在政治体制以及与美国的关系上有很多的不同,专家们预测,中国企业未来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可能要大于日本企业。
荣鼎集团的韩其洛说: “从国家安全影响来说,中国不是美国或是欧洲的军事盟友,这是很重要的不同。 与日本相比,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可能更加严格一些。仅仅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不同,美国情报界和国家安全领域有很多人都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对手。”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中国投资者应该知道的是,这里有很明显的敏感区域,这些都很明显的,并不是微妙的,也并不是让人困惑的东西,藏在那里。如果你远离这些区域,这样就会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当然会有文化或是法制上的不同,但是,地方官员会欢迎你,联邦政府也不会干涉。”
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尔豪普特说:“从投资角度来说, 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在美国的很多投资,绝大部分投资,到目前为止,是由国有企业,或是其他与政府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主导的,可能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会是这样。这与日本非常不同,日本都是私营大公司来进行的。”
正是因为如此,米尔豪普特建议,中国公司要更加透明,才会让美国人更加容易接受。他说:“对中国投资的一层担忧,而这种担忧在我看来是很合理的,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企业是谁,投资者到底是谁?钱从哪里来?哪些人在管理这些公司?他们与中国政府,共产党有什么联系?我认为,中国公司整体说来,需要向外界披露更多的信息。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如果中国企业希望能够在全球更活跃,这非常重要。”
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也强调透明度的重要性。他说:““我觉得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国际商业)中最大的障碍是transparency,没有这个透明度,那就很难建立起信任,没有信任,大家就要做防范,一旦大家做防范,就会有很多信息成本,因为大家不确定,大家就会去准备,这个准备就是很大的成本,所以透明的对于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当你有差异化的时候, 只有透明度才不会让双方有bad move,不会走错棋。”
荣鼎的韩其洛说: “中国公司应该学会更加透明,在他们与外国管理者、外国民众或是媒体打交道时要学会更加透明。这点,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能够有所作为,比方说,执行更加严格的公司管理制度,更透明的标准或是管理质量, 这些都很重要。”
尽管有华为、中兴和三一的部分收购受阻,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美国投资成功的名单还是很长, 将来还会增加。这些投资的范围从小型企业到大型企业,包括大连万达集团最近的数十亿美元的AMC影院连锁公司的收购以及像天津钢管、尚德太阳能、金龙精密铜管这样的公司,甚至像中海油、中石化和中航工业这样的国有企业的重大投资项目。
米尔豪普特说:“到目前为止, 除了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子,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保持了某种低调,他们开始了战略收购,而不是炫耀性的高调收购,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的看法时,他们应该继续这样的战略。”
由于奥巴马总统在竞选中表示,连任后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为了打消中国投资者的顾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最近在大使投资论坛发表讲话,表示吸引中国投资是他作为美国大使的首要优先事项之一,他还指出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开放的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