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台湾已经从“一党独大”的体制和局面成功步入民主化多元政治。当今的台湾社会依然有“维权律师”；“维权”的对象、也就是他们要帮助给予辩护的，不再是戒严时期的政治犯，而是现今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台湾的“拆迁户”。
位于台北的“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詹顺贵就是其中之一。
詹顺贵毕业于台湾大学(简称台大)法律系，1992年获得律师执照。先是在金融业就职，后于1996年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律师一道，创建了“元贞”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目前有六个合伙人，总共有二十几名律师。
詹律师说，他和事务所里面其他两位律师，也就是合伙人当中的一半，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来无偿代理弱势群体的案件，包括一起在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的土地征收案件，即苗栗县的大埔案件。
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创建人詹顺贵律师（美国之音燕青拍摄）
詹律师说：“六个合伙人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理念，不仅仅是以商业为取向。”
他说，跟美国比起来，台湾的案件总量在比例上要少很多，因为“华人的传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找官司打。”“在李登辉当总统末期，台湾开始解严，民主运动才开始蓬勃发展，民众才开始敢于在街头反抗。”
詹律师说，谈到台湾土地征收的案件，虽说和过去相比，在数量上可能变化不大，但是“由于民众敢于挑战了，因此而显得案子仿佛突然都冒出来了。”
另一方面，他说，近几年来，台湾各地“从都市到乡村，大型企业财团的掠夺行为似乎愈演愈烈。”
詹律师说，台湾总共有大约七、八千名律师，其中大概有三、四百位律师参与维权工作。
由于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付诸于无偿代理维权案件，詹律师所在的事务所，无论是全所的收入，还是每个律师的单独收入，比起其他事务所来说平均要少多了。
詹律师说，以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来讲， 刚刚聘请进来的律师，年薪在八、九十万台币之间（两万五千到三万美金一年），比较资深的律师（做了三、五年左右），年薪可以达到一百到一百二十万台币（三到四万美金一年），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六位合伙人的年薪则在两、三百万台币（八到十万美金一年）之间。
这样的薪水，可能无法让詹律师、还有他的同仁买到比较中意的品牌汽车（比如他偏爱的奥迪）、或者是台北市中心的房子，但是以他的话说：“房租付得出来，薪水付得出来，而同时也能多帮一些弱势群体，”就不错了。
就詹律师来讲，之所以参与“维权”，是因为看到很多弱势民众既不懂法律，又没有能力聘请律师，难以保护自身的权益。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他（父亲是工人，祖父是佃农），甘心为其他的“劳动人民”争取权益。
詹律师代理的大埔一案，几年的抗争下来，诉讼人可以说是“赢了”，台湾内政部早些时候宣布，针对法庭的裁决，不予以上诉，即维持法庭做出的裁决：当地政府在征收张森文和彭秀春夫妇等四户人家土地过程中违犯了相关法规，应予补偿。
詹顺贵律师(右三)与大埔案诉讼人在法庭外(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提供)
无论是台湾还是世界各国，从律师的职位步入政坛的，比比皆是。被问及这一点，詹律师说，他个人希望做一个永远的“在野党”，监督的对象，不是以党派划分，而是以谁在台上划分。
另外，他还介绍说： “现在台湾普遍有另外一股声音，就是说有相当大一批人已经开始对国民党和民进党都非常厌恶；所以有一些人就在考虑，要不要另外组成一个第三势力；他们有问过我，但是我没有很明确说是不是非要加入这个第三势力不可。”
他的意见是，如果这第三势力要一直保持一个监督的角色，那可能会考虑，但是如果这第三势力有一天也要掌握政权，那恐怕还是要保留在野人士的身份，“以便于监督。”
他说，只有监督，一个民主国家的体制才会保持相对健全。
位于台北的“元贞联合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詹顺贵就是其中之一。
詹顺贵毕业于台湾大学(简称台大)法律系，1992年获得律师执照。先是在金融业就职，后于1996年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律师一道，创建了“元贞”律师事务所。这家律师事务所目前有六个合伙人，总共有二十几名律师。
詹律师说，他和事务所里面其他两位律师，也就是合伙人当中的一半，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来无偿代理弱势群体的案件，包括一起在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的土地征收案件，即苗栗县的大埔案件。
他说，跟美国比起来，台湾的案件总量在比例上要少很多，因为“华人的传统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找官司打。”“在李登辉当总统末期，台湾开始解严，民主运动才开始蓬勃发展，民众才开始敢于在街头反抗。”
詹律师说，谈到台湾土地征收的案件，虽说和过去相比，在数量上可能变化不大，但是“由于民众敢于挑战了，因此而显得案子仿佛突然都冒出来了。”
另一方面，他说，近几年来，台湾各地“从都市到乡村，大型企业财团的掠夺行为似乎愈演愈烈。”
詹律师说，台湾总共有大约七、八千名律师，其中大概有三、四百位律师参与维权工作。
由于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付诸于无偿代理维权案件，詹律师所在的事务所，无论是全所的收入，还是每个律师的单独收入，比起其他事务所来说平均要少多了。
詹律师说，以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来讲， 刚刚聘请进来的律师，年薪在八、九十万台币之间（两万五千到三万美金一年），比较资深的律师（做了三、五年左右），年薪可以达到一百到一百二十万台币（三到四万美金一年），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六位合伙人的年薪则在两、三百万台币（八到十万美金一年）之间。
这样的薪水，可能无法让詹律师、还有他的同仁买到比较中意的品牌汽车（比如他偏爱的奥迪）、或者是台北市中心的房子，但是以他的话说：“房租付得出来，薪水付得出来，而同时也能多帮一些弱势群体，”就不错了。
就詹律师来讲，之所以参与“维权”，是因为看到很多弱势民众既不懂法律，又没有能力聘请律师，难以保护自身的权益。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他（父亲是工人，祖父是佃农），甘心为其他的“劳动人民”争取权益。
詹律师代理的大埔一案，几年的抗争下来，诉讼人可以说是“赢了”，台湾内政部早些时候宣布，针对法庭的裁决，不予以上诉，即维持法庭做出的裁决：当地政府在征收张森文和彭秀春夫妇等四户人家土地过程中违犯了相关法规，应予补偿。
另外，他还介绍说： “现在台湾普遍有另外一股声音，就是说有相当大一批人已经开始对国民党和民进党都非常厌恶；所以有一些人就在考虑，要不要另外组成一个第三势力；他们有问过我，但是我没有很明确说是不是非要加入这个第三势力不可。”
他的意见是，如果这第三势力要一直保持一个监督的角色，那可能会考虑，但是如果这第三势力有一天也要掌握政权，那恐怕还是要保留在野人士的身份，“以便于监督。”
他说，只有监督，一个民主国家的体制才会保持相对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