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一个日渐强势的中国，以及如何在印太地区维护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仅在跨太平洋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也成为全球瞩目的话题。
星期一(5月9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管理学院的“安全、外交及战略中心”(CSDS)联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与坎贝尔的印太跨大西洋对话”(Transatlantic Dialogue on the IndoPacific with Kurt Campbell)。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在主题演说中表示，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正在靠近美国；同时，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离开欧洲。
有分析称，“对话”凸显中国不可避免地被世界解读为威胁并引发防范；美国与欧洲和印太地区中国之外的国家之间关系更加紧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包围”格局正在形成。
美国-欧洲-印太三点一线，中俄另类
坎贝尔在18分钟的主题演说中指出，在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当务之急时，世界没有忽视中国与俄罗斯在奥运期间签署的“重要文件”；美国与盟友及伙伴们所关注的更长远的国际安全问题，也没有退居幕后。
他一再强调美国与欧洲、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盟等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 他说，“美国与欧洲正在就印太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高层对话……欧洲与印太，这两个板块不仅不是各自为阵，反而由一些共同的特点联合在一起”。
对话的主办方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何慕礼(John Hamre)指出，中国认定与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无上限”，这不会让中国或者世界“更加美好”；目前，中国是“箭在弦上”，俄罗斯则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这次活动的另一个主办方，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管理学院的“安全、外交及战略中心”主任，路易斯·西蒙(Luis Simon)在会上指出，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欧洲领导人更愿意就印太行动与美国携手，“乌克兰危机使得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遭受重创”。
“出乎意料：俄乌之战致印太更近美国”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称，一般都以为，乌克兰危机及其产生的后果会吸走所有的注意力，使得欧洲和印太不再成为重点，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形势发展截然相反”。
他说，在印太地区，俄乌之战爆发后，美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东盟，进行了多层次的接触，围绕乌克兰和欧盟议题举行各种对话，“这让我惊讶。我们分析对比，了解乌克兰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能在乌克兰问题上与我们接触；他们要听听看法，要关注这场冲突的走势。”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路易斯·西蒙表示，乌克兰与欧洲安全，还有美国的亚洲再平衡，都促使了“北约”的复兴，“都在强调从美国到欧洲安全这个中心，都不会改变美国向印太转移战略重心这个长期计划”。
坎贝尔指出，美国的亚洲伙伴们靠近美国的努力，“并非由美国协调或者主导，而是当地自发的……包括主动支持制裁政策，向欧洲支援天然气，力挺对俄罗斯Swift电汇系统的制裁，提供军事援助，接纳难民，等等。”
“印太战略绝非离开欧洲”
坎贝尔称，他10年前服务于奥巴马政府期间，曾就印太议题“与欧洲国家和整个欧洲进行过大量的对话”。但是，10年后的今天，进行这类对话的环境和本质，“都截然不同了”。
坎贝尔坦诚，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进行过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努力，“当时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或者说我们所犯的错误，是让人觉得我们在从欧洲转移开。”
他说，“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在实施印太战略、靠近印太的同时，也在靠近欧洲，特别是目前面对乌克兰局势下更是如此。我必须要说，我们这次对话发生在一个难以置信的重要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一份发挥作用的责任，我个人的最大责任，是确保战略框架让亚洲、欧洲和美国的领袖们更加团结。”
《南华早报》说，华盛顿曾在数十年中一直把印度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广阔地区称为“亚太”，不过，随着美国外交政策应对增长的中国影响力，这个“战略词汇”变成了“印太”。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刊文称，10年前，“对于美国而言，亚太的提法仍然是标准语言，不过，印太也已经被完全引入了美国的词库”。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当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开始在演说中‘部署’印太这个词汇”；后来的国务卿克里将新开放的缅甸计入“印太经济走廊”；时任副总统拜登强调美国太平洋再平衡中的印度洋地区；甚至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上将(Admiral Samuel Locklear)，也使用了富有创意的“印亚太”(Indo-Asia-Pacific)来取代“亚太”的提法。
坎贝尔指出，如今，“围绕战略角度”进行的更加广泛的对话，“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从印太入手进行的稳定对话，“更加朝向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我们看到的是，就印太议题与欧洲的对话和接触，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俄中“无上限”：警告的冲击波
坎贝尔指出，俄中在奥运期间签署的“主要文件”让所有亚洲国家“受到重击”。
他说，“亚洲国家对此感到担忧，而且也决心将此作为警告，绝对不能让类似欧洲发生的那类军事行动发生在印太地区。他们的愿望是，力求让乌克兰成为诸多方面的前车之鉴。这也体现出印太地区总体的战略思维。”
坎贝尔特别提出，美国与欧洲需要在新的战略前提下更多接触印度；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摇摆的国度，而争取与它长期合作，把印度的战略轨道改变到更加靠近西方，“符合我们大家的最佳利益”。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何慕礼称，目前是西方的“关键时刻”，强化有70年历史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制度保证我们政府的合法性来自民众，来自政府如何代表民意；中国的制度是用外力制造政府的合法性，并强加在公民头上……独裁政府致力于对抗社会和对抗个人；民主政府用一套制度来平衡社会与个人，保护个人自由。我们需要坚守价值观。”
坎贝尔认为，美国与欧洲还需要在对话中形成微妙的共识，即“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我们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有一种谨慎的认识，就是需要使用什么手段来维护台海的现状，这在将来也是关键的问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与日本研究项目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10年前，习近平提出建立美中两个大国的新型关系，“那是太平洋两岸的两极关系……我建议，美国与欧洲考虑亚洲的未来，而不是中国的未来……包括美国、欧洲以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在内的国家应该思考，如何将印太地区纳入国际秩序中；亚洲是一个多极的地区，它不仅仅有中国，还有日本，印度，韩国，等等。”
坎贝尔称，想出一个亚洲计划，同时考虑如何使所有对话和讨论行之有效，将是“我们的下一个步骤”。
美国与欧盟2021年启动了关于中国的对话以及印太高级别磋商；北约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的战略影响，以及加强与印太地区主要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