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跳机的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田永德、韦亚妮和黄星星目前仍然滞留桃园国际机场。外界相信，台湾的移民署和陆委会已介入事件。
三人1月30日搭机从马来西亚抵达台湾后，放弃转机，目前正争取台湾当局允许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
有人权团体表示，台湾一直奉行政治犯不遣返的原则，但若没有第三国愿意接收，不排除三人被遣返马来西亚的可能。
田永德说：“我是田永德，《零八宪章》第一期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民主党成员、人权捍卫者，因为长年遭受迫害，不得已来到泰国。因为在泰国感觉到不安全，来到感觉相对安全的台湾。我的目的是到美国。我也不是说为了给台湾找麻烦，我是没办法，因为我无法得到美国签证，去不了美国。所以只能在台湾暂时停留，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田永德等三人泰国相约跳机
来自内蒙古的田永德1月30日从吉隆坡抵达台湾，原订转机到北京，但最终决定跳机。他在桃园国际机场自拍视频，透过社交平台对外求助。
根据田永德自我介绍，他曾两次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抓捕，并多次被当局威胁判刑。近期泰国有中国难民遭羁押，他担心自己会步其后尘，决意离开泰国。
韦亚妮说：“我是广西韦亚妮。这是我的儿子黄星星。我因为带领百姓维权，参加公民运动，共被劳教判刑10年8个月，最后一次是广州国家安全局办案，是中国首例颠覆国家政权钓鱼执法案。我现在向全世界请求媒体帮我呼吁。我希望得到好心人的救助、援助。”
与儿子黄星星一起跳机的韦亚妮自称在中国曾多次被劳教、判刑、被关黑监狱。母子两去年11月底流亡泰国后，在当地认识田永德，并相约跳机。他们和田永德一样，在泰国逗留期间均已取得联合国临时难民证。到美国或荷兰寻求庇护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长期研究国际难民事务，出于隐私原因化名赵先生的学者，正密切关注三名中国大陆人士在台湾的动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后一次与三人联系是1月31日早上，有理由相信，台湾移民署和陆委会已介入事件。
赵先生说：“田先生（田永德）一接起电话，就已经听到移民署的人在阻止他接电话了。那就意味着他现在不可以随意打电话了，接下来就失去联系了。我觉得，现在他们正在和台湾移民署在交涉，不可能跟外界自由通话。据我所知，陆委会已经和一些海外的反对运动的人通电话，以了解他们的情况。”
陈思明极速往加拿大属特例
田永德等三人的案例使人联想到湖南具代表性的异议人士陈思明。去年9月，陈思明搭机离开泰国并趁着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跳机”。不到两个星期，他如愿以偿到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赵先生强调，陈思明的个案属于特例，也不排除田永德三人被特例所误导的可能。
赵先生说：“台湾社会对于这样的情形还没开始接受，因为台湾并不是一个接受政治庇护人士的社会。台湾也没有签署有关的国际公约。台湾并没有明确的接受难民的政策和法规。他们来到台湾，自然而然的误以为来到台湾就可以获得台湾政府接受，或安排前往第三国。这可能也是因为陈思明先生的事情给予了某种误导吧。我认为，台湾政府没有明确地跟另一国家签署所谓的政治庇护的引渡，或者移往第三国的协议，应该只是个案处理。”
台湾的移民署至今尚未回应事件。赵先生则认为，三名中国异议人士的难民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赵先生说：“以他们过去的经历无疑是有的。如果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准，他们一定是符合才会拿到难民证。我们没有理由比联合国难民署更认真地去了解这些。我认为联合国难民身份超越任何个人认定。我相信，台湾政府也是主要参考这个。”
学者料同类个案层出不穷
过去一直协助政府处理相关事宜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类似的个案只会层出不穷。这次三名中国人选择在台湾跳机，反映他们对于台湾遵守国际公约具备信心。
曾建元说：“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在恶化当中，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迫使很多人设法离开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可是，可以看到这些难民都相信台湾会遵守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至少做到政治犯不遣返，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到台湾来。”
曾建元说，虽然台湾没有移民法，但资源相对充裕，若三名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人士未能在短时间内从台北机场飞往第三国，“替代收容”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曾建元说：“如果是非法入境，通常一般国家的做法就是会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在特定的收容所，但是不可能长期把一个人关在收容所。替代收容的方式就是让民间团体或人士出面保证、承担起照顾个案的责任。过去台湾有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现称‘中华救助总会’）应当让它发挥原本应有的角色。”
曾建元建议台湾当局基于人道立场给予三人协助，同时和美国进行交涉。尽管台湾政府的惯例是政治犯绝不遣返回当事人遭迫害的国家，但曾建元表示，万一美国方面不愿承接，那三人最糟的状况极可能就是被遣返回搭机的出发地，也就是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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