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其他地方逐渐倾向与新冠病毒共存时，中国依然坚持疫情“动态清零”政策。一些专家认为，核酸检测常态化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效率，地方产生严重的财政负担，但是中共依然能从中获利。
专家：封控不会动摇整体经济
中国今年年初开始出现奥密克戎Omicron疫情之后，持续采取严格清零政策，多地陷入封城。中国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在6月16日出席“2022凤凰网财经云峰会”上说:“不当封堵造成的交通阻断、产业链不能接续、人员不能复工等影响是全局性的，很难追责，这对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所有参与者都受到损害。”
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忠认为，其实中共的统治是仰赖恐吓与供给两种方式，中央下达指令，官员就使命必达，所以依照统计局1月至4月的数据显示，封控措施并不足以影响整体经济，但是在生活相关行业上就不同了。
吴建忠对美国之音说: “从微观层面上看，影响却不小，尤其是服务业，比如餐饮、酒店、旅游、线下消费、线下商业等等，甚至包括珠宝奢侈品消费等等。从消费面观察，由于疫情散播到各省速度远超想象，导致民众闭门不出，消费骤降，不但航空、运输等只提供有限服务以减少人群往来，相关旅游、饭店、餐饮、电影院、零售卖场等服务业都门可罗雀。”
吴建忠表示，中共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足以弥补微观经济的损失，所以GDP表现目前不至于太差，属于可控范围。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6月16日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活动时表示，他预期中国COVID-19(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清零政策，将一直持续到2023年年初。
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联合大学助理教授萧衡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上海3月底启动静默封控，6月1日零时解除静默，对整个中国都可称为是一个大事件，这将使中国社会在经济与其他层面上的危机感浮上台面。
他说: “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这次静默带来的转折性意义。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其实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冲击。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心理意义上，都是一个大事件。”
萧衡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冲击所引发的效应会更明显。
核酸检测与重复扫码的生活压力
中国多个城市推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常态化，但是根据多家中媒报道，常态化核酸检测发生许多包括检测的采样点经常大排长龙、检测结果产出过慢、不成比例的防疫成本和不合理的自费要求等问题。据中国交通运输部6月13日的消息，中国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警示通报，指出河北、安徽、陕西等地存在疫情防控通行过度管控、重复核酸检测等问题，这也是首次有地方因这类问题被警示。
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忠表示，核酸检测常态化的措施是扰民又浪费钱，还会出现防疫疲乏。
他说:“‘常态化核酸检测’这项政策面临诸多挑战，除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有检测正确性、合格检测人员不足，以及隐形成本如作为其他用途的隐忧等。在北京不到十天之内就发生三起弊案，发生了包括检测人员资格不符、受检测的人数竟然超过试剂数量等问题。许多人认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国外逐步恢复常态生活时，中国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措施严重影响经济生活，增加人民的困扰，而大部分的民众是敢怒不敢言。”
吴建忠指出，在中国，“全国多地已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登上微博热搜时，网友一面倒地叫好称:“挺好的，科学防疫，不要过度防疫”、“逐步完善，逐步恢复正常生活吧”，可见得核酸检测常态化所产生的缺乏效率的问题对大众生活造成的压力之大。
除了常态化核酸检测之外，中国也在推动落实防疫健康码的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希望提高民众生活效率。
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联合大学助理教授萧衡钟表示，随着全国推广的核酸检测常态化以及健康码，出现了一种“码上加码”的现象，其所造成的行政冲突与社会成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他指出，各省政府遵循“一地一码”原则推出专属健康码，这些健康码无法互认，民众在跨区域活动时需要反复申领，并按照行政层级迭加使用，以获得通行资格。
萧衡钟说:‘码上加码’的实施符合疫情防控的精细化、属地化和分级分类差异化防控的政策原则，为地方对跨区域流动人员疫情风险的精准识别提供了解决方案，但也导致社会防疫信息被属地分割，成为新的数据藩篱。‘码上加码’的出现并非昙花一现，而是贯穿了中国疫情防控的各个阶段，不仅在应急防控阶段突显其效能，在当下常态化防控阶段也获得延续。”
萧衡钟以上海5月开始解封后为例，民众出门要拿“出入证”，到每个场所要扫“场所码”，还要有“健康码”，在尖峰时刻出现为了扫码进车站，确实造成生活效率与群聚感染的问题。但是，他认为，随着中国的治理行动以及政策规定的不断出台，疫情治理成为常态和前台问题，疫情应急治理与地方常态经营已经捆绑为一体。
萧衡钟说:“在政策、技术和资源等多种条件限定下，‘码上加码’为防疫主体（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且能够自主控制的解题工具，这是实现地方防疫绩效的保证。在疫情失控的一票否决制压力下，能否解题才是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
萧衡钟认为，即使存在着行政冲突和社会成本等问题，从各地应对疫情反复的实践来看，不断地扫码仍然是地方防疫工具的第一选择。
经济重组的机会
为了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时宣布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系列措施，从财政金融、产业链、消费等六方面，推动全年退减税人民币2.64万亿元、阶段性减征乘用车购置税人民币600亿元等33项措施。
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忠表示，减费降税就是“放水养鱼”的概念，为了减轻民众与企业在经历反复封控之下的经济负担。
他说:“李克强提出了减费降税的措施，包括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等，甚至对企业营运所需的水电等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但是地方政府因为反复实施封控措施，经济大受影响，无力向中央缴纳足够的税收，中央也只能实施减费降税。”
吴建忠指出，地方在清零政策下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只能往后拖延三至五年，足以成为中国经济重组的“未爆弹”，不过中央更关心经济重组可能带来的治理体系升级。
他说:“在城市治理方面也因此会有产业升级的机会，例如转变为智慧城市、应急准备等，中共在经济重组中所关心的商机是如何以各种新型科技力量更好地服务14亿人口的现代社会治理方法，所以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并不同。”
吴建忠指出，由此可见，在清零政策所带来经济内需不振、外部需求无力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确实使外商普遍体会缺乏契约承诺的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