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湖北武汉是全球新冠病毒大流疫中最早爆发疫情的城市。它在2000年1月至4月封城一百多天，发生了无数的外界无法想象的悲惨故事。四年过去了，一部详实记录封城期间，武汉市民情绪及官方言论审查的公益纪录片《武汉封城》于12月30日举行全球首映。主办方表示，选择今天首映，是为了纪念已故的武汉医师李文亮，他就是在4年前的12月30日上网吹哨，他们希望借此纪录片警告世人，勿忘李文亮和武汉人民的苦难。
《武汉封城》纪录片從2019年末，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师李文亮於发出第一条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的疫情信息述說起，隨著新冠疫情在当地肆虐、當局于隔年的1月23日突然決定以全城封控來因应，直到4月8日正式解封，这101天之间上演的悲剧。
武汉封城痛失至亲 受难者控诉中共隐匿疫情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是一个个痛失亲人的故事。
原籍武汉、现已移居荷兰的受难者杨敏于纪录片中控诉中共恶意隐匿疫情，导致武汉市民无辜伤亡。她说，当时她年仅24岁的女儿生病住院，由她照顾，院方除告知她们肺炎只是谣言，也未给予任何防护，直到她自己染疫并康复后，才得知女儿竟因染疫身亡。
杨敏在纪录片中说:“这期间我的孩子就给我不停的发微信，说(病房)没人管她，嘴里还是不停地喊疼，(当我恢复后)，我就打电话问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没这个人(已经死亡)。”
另一位武汉受难者张海则回忆，他的父亲张立法于2020年1月中旬因腿部骨折住院开刀，当时连医护人员都不戴口罩，结果父亲手术成功，却因染疫死亡，自此他试图为父亲讨回公道，却五度遭封禁微博账号，连警察也对他全面监控、骚扰。
根据纪录片的陈述，不管从受访者的亲身经历、还是事后的调查数据，都显示若非中共官方于疫情初期的刻意隐匿与打压，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疫情管控或有不同的发展。
李文亮“吹哨”遭压制 王丹:凸显言论自由价值
该片特别聚焦率先揭露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他因为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显示出SARS冠状病毒的特征，而善意地在微信群中提醒同为临床医师的同学注意防范，不料竟遭当地派出所以“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为由提出警示和训诫，此后李文亮仍在第一线参与抗疫医疗工作，直至隔年2月7日染疫病逝。
位于台北的“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是此纪录片的策划人，他在首映会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筹拍《武汉封城》纪录片的初衷是为了留住历史证据，并还给受难者应有的尊重，因为三年多来，中共当局想尽办法抹煞武汉封城的历史记忆，并彰显言论自由的重要。
王丹说:“如果没有当初对李文亮这样言论自由的打压，可能包括台湾在内，大家都不会受到这么多、这么大的(疫情)损失，所以可见言论自由是多么的重要。”
武汉封城期间 噤声“文字狱”数百起
纪录片也引述X社交平台(原推特)推主“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所做的调查显示，武汉封城期间，光是官方通报或媒体报道、有据可查的“文字狱”案件就多达638起，同时，中国传媒审查机构至少发布131项宣传指令、删除44篇媒体报道和229篇自媒体文章。
该推主在纪录片中匿名受访指出，这些数字代表中国官方被民间快速蔓延的恐惧情绪给吓到了，所以不计手段要阻止真相揭露，扩大社会恐慌。
中国官方隐匿武汉封城真相的手段，也被用来对付此片制作团队和受访者。策划人王丹指出，拍摄过程中，纪录片导演虽身在美国、且非常低调，但他在中国境内的家人还是遭到警告，其他拍摄团队成员几无一人幸免，也都遭到中国官方的警告或威胁。
对官方这般无情的打压，痛失爱女的杨敏则说，正是当局严密的监视和打击促使她下定决心，于2023年春天选择离开中国，辗转移居荷兰，她通过事先录制的视频表示，流亡海外虽苦，但相比之下，中国境内友人的处境更为艰难。
杨敏说:“他们的护照是属于长期边控，是不能出来的，有一次有个朋友去问，(他的)护照什么时候边控撤销，他们(警察)回答，估计是2032年。”
除了台北，《武汉封城》纪录片于日本东京、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荷兰海牙、加拿大多伦多及德国等城市同步首映。
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遭中国监禁五年的台湾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李明哲也出席台北的首映会，他在观影后表示，本片最具警世之处，在于像中国这样一党专政的国家，可以为了执政方便，不惜伤害人民权益。
李明哲告诉美国之音: “它(中国)的法律是执政者可以随意解释的，所以，我觉得看《武汉封城》最让我们知道的是，这样的国家(中国)跟我们一般的民主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另一位到场观影的台北市民谢约翰则表示，在四年后重新回忆这段武汉封城的过往，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勿忘以史为鉴。谢约翰告诉美国之音: “在一个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代或社会，最重要一点，你唯一个人可以做的就是不要遗忘，记住它，不要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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