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近日发布202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显示“三农”工作(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文件大幅减少了对“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的表述，引发外界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党内权威可能受挑战的猜测。
2月2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这是2025年中共中央首份正式文件。文件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需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
六大方面 30条措施
2025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包含6大方面、30条措施。六大方面分别是：“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着力推进乡村建设”、“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等。
中国媒体对此各有不同解读。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评论说，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因此做好“三农”工作的意义格外重大。评论还说，“三农”要靠“三增”，而“三增”必须要靠改革，改革 “主线”是要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底线”是不能把耕地改少了，和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并且要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两条“红线”。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5日表示，今年一号文件继续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强调“要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把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决不能因为粮食价格一时低迷，就轻言粮食生产已经过关了。”
《观察者网》26日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独立成章，明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夕，指示“三农”工作“三增”的呼应。
确保粮食安全为首要任务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延续过去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但相较于往年更加简明，透过“两个持续”与“四大着力”的框架，明确了中央今年的工作重点仍以粮食安全为主要任务，并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升级。
他指出，“着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显示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这与当前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粮食供应链不稳定有关。鼓励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显示出对进口依赖问题的忧虑。
其次，“着力强化农业农村科技装备支撑”，显示中央希望透过智慧农业、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但基层农民的技术接受度与资源可及性仍是一大挑战。“深化农村改革和农业对外开放”表明中央仍希望引入市场机制与外资，但如何保护农民利益仍待观察。
但他提醒：“我们在看中共中央的文件的时候必须了解，有些没有写上去的，或是隐约写上去，才是目前中共关键的一个焦点，譬如说这里面有提到的防止规模性的返贫的挑战。”
他还说：“那另外一个就是很明显的，这里面要加强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其实反过来就是整个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仍然是比较不够的，譬如说在养老、医疗跟教育方面，城市、乡村之间还是很大的落差。”
习近平的党内权威受挑战？“党领导三农”内容缩水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2024年的一号文件中有专门章节讨论“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2025年文件仅剩一句话提及该议题，引发外界猜测。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副教授游智伟认为，这一调整可能与习近平近期在党内权力受挑战的传闻有关。
“往好一点的方面想，也许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赋予专业人员在政策过程中更大的权力，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比例或可能性降低。而更实际的可能性也许是习近平的领导地位确实受到影响，因而在这类议题中，习近平的干预程度下降。”游智伟分析道。
此外，今年文件新增“扶持畜牧业发展”的条款，要求加强生猪产能监测、推动肉牛和奶牛产业纾困，并提及稳定畜牧业基础产能。
“这让我想到中国大陆是否存在粮食危机？或者是民众的饮食出现严重偏颇，鲜少摄取蔬菜或水果？但我个人比较偏向前者。”游智伟说。
防止规模性返贫
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昆义表示，中共每年发表的一号文件都是针对三农问题，这份文件有行礼如仪之处，也有解决问题的题纲作用。
比如，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学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的计划，其中也提到两个确保: “确保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2023年时更概括性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为指引，同样提及“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返贫等底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等。
王昆义对美国之音说：“可以说，强化粮食安全与防止农民返贫是中共农村治理的主要工作，这是共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是今年中共提出更多农村治理的思维，包括: 农业新质生产力、南繁矽谷、大食物观、森林粮库、庭院经济等概念。”
他说，所谓的“大食物观”是指在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之外，还要保障包括蛋、奶、肉类、蔬菜、水果等各类食物的有效供给，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但想要把所有食物都“纳入到中国人的饭碗里来”，要从各地“找”食物，也不能无度索取。
王昆义说：“在‘大食物观’下，中国规定为确保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全国至少要有18亿亩。在耕地红线的严格要求下，各地严格要求恢复或补足被违规占用的耕地，因而出现了‘道路变农田’的俗称‘退林还耕’的奇景，但官方称之为‘整改复耕’的怪论。”
首提农业新质生产力
根据中国媒体的说法，“农业新质生产力”也是今年第一次在一号文件里提出，意指利用生物育种、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数字技术等科技创新的方式，应用在农业与农村领域，带来传统生产模式的改变，并透过城乡居民需求端的反向驱动，从而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促进乡村振兴。
此外，中国在2024年1月31日发布的“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2023-2030年)”，旨将夏季作物水稻、玉米、绵花等，在冬季时拿到南方亚热带或热带地区进行繁殖和育种的“南繁矽谷”，也成为今年一号文件的热词之一。
另外，《人民日报》今年1月提到的“庭院经济”也被特别列出为今年一号文件的热词，这是农民利用自有院落空间，透过特色种植或养殖，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产业的经济模式。
热词反映不足问题
其他被中国官媒列进热词的还包括“森林粮库”、“四好农村路”、“三支一扶计划”、“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等。
不过，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陈建甫表示，“农业新质生产力”反映出的是中国农民普遍缺乏技术和适应能力，农业科技的推广仍面临障碍，所以才会要求增加。而“庭院经济”虽然被提出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手段，但农民普遍面临资金、技术、市场衔接的困难，难以真正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他进一步指出：“像南繁矽谷或是所谓的森林粮库等等观念，也是反映出目前的农村它基本上以传统的农业模式在进行，有关于比较属于技术层面的或是属于环保永续生态的概念，它比较欠缺的问题。”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副教授游智伟的看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南繁矽谷”之间具有共通性，都强调以科技提升农业生产力，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向，也就是不再强调“超英赶美”式的大跃进政策风格，而是采用先进的科技技术提升产量与品质，但这可能会涉及到部门或政治菁英的利益与斗争，值得后续观察。
中国农村的长期挑战：土地、劳动力与财政压力
专家分析，中国农村除了存在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挑战、公共服务落差仍然严峻，以及科技与产业升级的现实困难外，还隐含了宅基地权益问题、劳动力流失与发展困境，和地方财政压力与基层执行困难的问题。
游智伟直言，近20年来，中国的一号文件几乎都是讨论三农问题，也不断提到防止农村返贫，显示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农村仍存在大量脱贫不稳定群体，稍有经济或灾害冲击，便可能重新陷入贫困。
他说，平心而论，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仅是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很强烈的路径依赖，也就是传统上中国对农村或农业的否定所造成的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壮人口大量流失，因为城市或沿海地带的薪资较高，也是没办法避免的困境。除非中国官方愿意给予农村青壮年或返乡耕种的人口更多的薪资补贴，否则三农问题不太可能被根本解决。但话说回来，即便采取了这个策略，也必然造成更严重的贪腐与冒领资源的问题。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