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
文革时期的全中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今年年初为文革期间打死女副校长卞仲耘一事公开道歉。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1月27日发表声明，称宋彬彬刘进的道歉虚伪，并表示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不接受她们的道歉。
王晶垚在声明中说：“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惨不忍睹*
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泽东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取自网络 ）
王晶垚在声明中，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之前他妻子被红卫兵惨打致死的那个难忘的时刻：“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丧尽天良*
王晶垚还点了这次出席道歉会的当时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刘进的名。王景垚回顾说：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就在王晶垚妻子卞仲耘遇难的十三天之后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王景垚在信中称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要武嘛”作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迅速点燃了全国的武斗的燎原之火。就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王晶垚在声明中说：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我的道歉和感谢》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 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道歉维稳*
王晶垚的声明再次把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关于真相与和解的讨论推向深入。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在一篇《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的文章中说：“以陈小鲁、宋彬彬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主政者及诸多红色家族所理解。”
章立凡先生认为，最近几年来，执政党为了强调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对“两个三十年”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难免被扣上“否定党史、歪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口诛笔伐，对历史真相的恐惧深入骨髓。
章立凡先生建议当局仿效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他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做到：一，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二，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三，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伤口撒盐*
关于宋彬彬和刘进在道歉会上为何没有邀请难属，或者直接向他们道歉，知情者亦虹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为读者解惑。亦虹在文章中透露，这次道歉会的策划者是叶维丽。卞仲耘和王晶垚是叶维丽的父母年轻时的同事，也是他们的朋友。卞仲耘当年是叶维丽所在中学的副校长，叶维丽在邀请道歉会的嘉宾时，不但没有邀请王晶垚，也忘记邀请自己的小学同学、卞仲耘的女儿王思，忘记邀请卞仲耘最小的孩子、1966年8月5日年只有八、九岁的四宝。
亦虹在文章中呼吁，叶维丽不要往“王叔叔”伤口上撒盐。亦虹分析说，没有邀请王晶垚一家，并非是忘记了他们，而是精心设计之举。亦虹分析道，道歉会没有邀请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宋彬彬”，而不是坚强不屈的王晶垚，“赢得了敬意”。宋彬彬成了主角，王晶垚被排除在外，亦虹叹道：“这个世上，还能有比这更加颠倒的是与非吗？”
*新闻回放*
据《新京报》报道，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2014年元月13号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飒爽英姿 彬彬要武*
在道歉的学生中，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宋彬彬是中共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献红袖章而家喻户晓。毛泽东当场给她改了名字，称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宋彬彬以“宋要武”名扬神州大地。伟大领袖“要武”的最高指示也在全国引发大规模武斗，成千上万的民众命丧黄泉。
*鞠躬默哀 数度落泪*
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屋子的角落，放置了卞仲耘副校长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宋彬彬和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宋彬彬数度落泪。
共识网独家刊登了宋彬彬道歉书的全文（见附录）。
这不是宋彬彬第一次有争议的回到母校。宋彬彬2007年曾参加校庆活动，并被这所以学生造反打死校长而闻名的中学评为知名校友，引发海内外巨大争议。
*荣誉校友 荣辱颠倒*
据报道，那天是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凸显出这所不寻常的学校的高规格）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已故中央台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根据校方的报道，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当时的宋彬彬对卞仲耘校长被打死这段往事选择了沉默。
*一朝失足 终身悔痛*
网络作家冉云飞称：这次她的道歉虽然充满辩解、推脱，剔除其道歉背后的动机勿论，对道歉这个事实，我持谨慎之赞成态度。有更多的个体出来道歉，对更多的年轻人真实地理解文革是有帮助的。
但是，很多网友对宋彬彬为什么具体事情道歉提出质疑？她只是泛泛地谴责文革，并没有向被害的校长表达自己多年来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和应付的责任。她在道歉声明中说她“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的道歉更多的是引发了争议。北京外媒引述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卫平的话说，“她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对她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
*没有真相 遑论和解*
当年红卫兵宋彬彬（中）和其他红卫兵一起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洒泪鞠躬。(取自共识网）
宋彬彬的道歉，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垚的拒绝。多年来，他一直指责宋彬彬及其他人掩饰他们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中的表现。
王晶垚称宋彬彬们没有直接向他道歉，他是通过媒体获悉这件事的。媒体引述王晶垚的话说：“因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个坏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这不是个人问题……整个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
七年前北师大附中举行校庆的彩旗飘飘和鼓乐声，难掩一位丈夫对真相的呐喊和对凶手的谴责。王晶垚得知校庆中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之后，发表了中国官方媒体不予报道而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三点声明。这三条要求掷地有声，凸显出老人对半个世纪迟迟未来的公义的诉求：
*钉棒殴打 军靴践踏*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第三、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吹捧文革 不顾底线*
93岁的王晶垚老人，也许看不到为文革建立纪念馆并且把妻子的血衣陈列在纪念馆里警示后人的一天了。相反，今天的中国，从唱红打黑，到七个不准，到打杀大V公知，弥漫着一股文革之风，当局似乎不用摸石头就走上了没有毛的毛方向。看看这所以学生打死校长而知名的学校对荣誉校友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为主席戴上红袖章”这句话，显然不是作为负面批评，讥讽和谴责而加上的，更是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名校赖以骄傲和自豪并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的光荣。
对文革的态度，已经超越了红歌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的自我吹嘘和自我肯定的阶段。良心常年的责备和谴责，会让一个尚有良知的人无法永远保持缄默。
*国家道歉 清算罪恶*
潘多拉的盒子随即打开。更多的罪行和忏悔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宋彬彬的道歉，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谁应该为文革道歉？更应该道歉的是不是这个国家和党？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错误”以至罪恶要不要清算？卞仲耘校长的惨死难道用毛的三七开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吗？
文革至今仍然是一个禁区。在中国互联网上讨论文革的文章，会立即被网管封杀。宋彬彬的道歉引发出清算文革罪恶的大讨论，矛头直指对毛泽东的评价。
@矛头鹰:他们是加害人，也更是受害者，大多还是未成年青少年，而真正元凶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被供奉为神，没有追究责任。文革是典型反人类罪行，不从根上反省和翻然悔过，天理难容。陈小鲁宋彬彬敢于站出来道歉，是好事。但更应道歉忏悔的人谁，应该予以扒衣揭露。
更多的北京公知呼吁政府应该出面道歉。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说：“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作出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及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华沙之跪 获得尊重*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和曼德拉的和解宽恕也因红二代的文革道歉被热议。王晶垚是否对宋彬彬等表示原谅，本来是受害者和家属的权利，无可厚非。至于已经去世的卞仲耘如果九泉有知，如何看待当年红卫兵今天的忏悔，已经无法知晓。指责王晶垚活在仇恨之中，指责受害者不肯原谅不肯向前看，无异于在王晶垚们的伤口上撒盐，是残忍地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
德国总理的华沙之跪，之所以赢得全球的尊敬，是因为德国政府已经从纳粹的极端意识形态中走了出来，反思历史罪行，在政治上给当年受迫害者平反，经济上给受害者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一跪，全球叫好。曼德拉的全民和解是建立在弄清真相并对加害者实施大赦之后实现的。台湾政府公开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以及和平公园，前总统陈水扁和马英九均曾在担任台湾总统期间每年向受难者默哀致歉。
今天的中国大陆主政者，何时能够像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承认执政党发动文革造成的种种暴行和罪恶，或向受害者鞠躬，或跪在卞仲耘校长的像前，求得王晶垚们的宽恕与谅解？人们盼望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本文首发于1月14日，在1月30日根据新发展做了大幅度更新】
王晶垚在声明中说：“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惨不忍睹*
*丧尽天良*
王晶垚还点了这次出席道歉会的当时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刘进的名。王景垚回顾说：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就在王晶垚妻子卞仲耘遇难的十三天之后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王景垚在信中称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要武嘛”作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迅速点燃了全国的武斗的燎原之火。就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王晶垚在声明中说：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附录：共识网独家刊登宋彬彬道歉全文
附录：共识网独家刊登宋彬彬道歉全文：《我的道歉和感谢》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 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王晶垚的声明再次把北京公共知识分子关于真相与和解的讨论推向深入。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在一篇《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的文章中说：“以陈小鲁、宋彬彬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主政者及诸多红色家族所理解。”
章立凡先生认为，最近几年来，执政党为了强调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对“两个三十年”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难免被扣上“否定党史、歪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口诛笔伐，对历史真相的恐惧深入骨髓。
章立凡先生建议当局仿效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他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做到：一，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二，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三，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伤口撒盐*
关于宋彬彬和刘进在道歉会上为何没有邀请难属，或者直接向他们道歉，知情者亦虹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为读者解惑。亦虹在文章中透露，这次道歉会的策划者是叶维丽。卞仲耘和王晶垚是叶维丽的父母年轻时的同事，也是他们的朋友。卞仲耘当年是叶维丽所在中学的副校长，叶维丽在邀请道歉会的嘉宾时，不但没有邀请王晶垚，也忘记邀请自己的小学同学、卞仲耘的女儿王思，忘记邀请卞仲耘最小的孩子、1966年8月5日年只有八、九岁的四宝。
亦虹在文章中呼吁，叶维丽不要往“王叔叔”伤口上撒盐。亦虹分析说，没有邀请王晶垚一家，并非是忘记了他们，而是精心设计之举。亦虹分析道，道歉会没有邀请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宋彬彬”，而不是坚强不屈的王晶垚，“赢得了敬意”。宋彬彬成了主角，王晶垚被排除在外，亦虹叹道：“这个世上，还能有比这更加颠倒的是与非吗？”
*新闻回放*
据《新京报》报道，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2014年元月13号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飒爽英姿 彬彬要武*
在道歉的学生中，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宋彬彬是中共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献红袖章而家喻户晓。毛泽东当场给她改了名字，称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宋彬彬以“宋要武”名扬神州大地。伟大领袖“要武”的最高指示也在全国引发大规模武斗，成千上万的民众命丧黄泉。
*鞠躬默哀 数度落泪*
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屋子的角落，放置了卞仲耘副校长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宋彬彬和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宋彬彬数度落泪。
共识网独家刊登了宋彬彬道歉书的全文（见附录）。
这不是宋彬彬第一次有争议的回到母校。宋彬彬2007年曾参加校庆活动，并被这所以学生造反打死校长而闻名的中学评为知名校友，引发海内外巨大争议。
*荣誉校友 荣辱颠倒*
据报道，那天是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凸显出这所不寻常的学校的高规格）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已故中央台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根据校方的报道，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当时的宋彬彬对卞仲耘校长被打死这段往事选择了沉默。
*一朝失足 终身悔痛*
网络作家冉云飞称：这次她的道歉虽然充满辩解、推脱，剔除其道歉背后的动机勿论，对道歉这个事实，我持谨慎之赞成态度。有更多的个体出来道歉，对更多的年轻人真实地理解文革是有帮助的。
但是，很多网友对宋彬彬为什么具体事情道歉提出质疑？她只是泛泛地谴责文革，并没有向被害的校长表达自己多年来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和应付的责任。她在道歉声明中说她“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的道歉更多的是引发了争议。北京外媒引述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卫平的话说，“她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对她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
*没有真相 遑论和解*
王晶垚称宋彬彬们没有直接向他道歉，他是通过媒体获悉这件事的。媒体引述王晶垚的话说：“因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个坏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这不是个人问题……整个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
七年前北师大附中举行校庆的彩旗飘飘和鼓乐声，难掩一位丈夫对真相的呐喊和对凶手的谴责。王晶垚得知校庆中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之后，发表了中国官方媒体不予报道而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三点声明。这三条要求掷地有声，凸显出老人对半个世纪迟迟未来的公义的诉求：
*钉棒殴打 军靴践踏*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第三、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吹捧文革 不顾底线*
93岁的王晶垚老人，也许看不到为文革建立纪念馆并且把妻子的血衣陈列在纪念馆里警示后人的一天了。相反，今天的中国，从唱红打黑，到七个不准，到打杀大V公知，弥漫着一股文革之风，当局似乎不用摸石头就走上了没有毛的毛方向。看看这所以学生打死校长而知名的学校对荣誉校友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为主席戴上红袖章”这句话，显然不是作为负面批评，讥讽和谴责而加上的，更是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名校赖以骄傲和自豪并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的光荣。
对文革的态度，已经超越了红歌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的自我吹嘘和自我肯定的阶段。良心常年的责备和谴责，会让一个尚有良知的人无法永远保持缄默。
*国家道歉 清算罪恶*
潘多拉的盒子随即打开。更多的罪行和忏悔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宋彬彬的道歉，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谁应该为文革道歉？更应该道歉的是不是这个国家和党？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错误”以至罪恶要不要清算？卞仲耘校长的惨死难道用毛的三七开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吗？
文革至今仍然是一个禁区。在中国互联网上讨论文革的文章，会立即被网管封杀。宋彬彬的道歉引发出清算文革罪恶的大讨论，矛头直指对毛泽东的评价。
@矛头鹰:他们是加害人，也更是受害者，大多还是未成年青少年，而真正元凶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被供奉为神，没有追究责任。文革是典型反人类罪行，不从根上反省和翻然悔过，天理难容。陈小鲁宋彬彬敢于站出来道歉，是好事。但更应道歉忏悔的人谁，应该予以扒衣揭露。
更多的北京公知呼吁政府应该出面道歉。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说：“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作出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及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华沙之跪 获得尊重*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和曼德拉的和解宽恕也因红二代的文革道歉被热议。王晶垚是否对宋彬彬等表示原谅，本来是受害者和家属的权利，无可厚非。至于已经去世的卞仲耘如果九泉有知，如何看待当年红卫兵今天的忏悔，已经无法知晓。指责王晶垚活在仇恨之中，指责受害者不肯原谅不肯向前看，无异于在王晶垚们的伤口上撒盐，是残忍地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
德国总理的华沙之跪，之所以赢得全球的尊敬，是因为德国政府已经从纳粹的极端意识形态中走了出来，反思历史罪行，在政治上给当年受迫害者平反，经济上给受害者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一跪，全球叫好。曼德拉的全民和解是建立在弄清真相并对加害者实施大赦之后实现的。台湾政府公开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以及和平公园，前总统陈水扁和马英九均曾在担任台湾总统期间每年向受难者默哀致歉。
今天的中国大陆主政者，何时能够像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承认执政党发动文革造成的种种暴行和罪恶，或向受害者鞠躬，或跪在卞仲耘校长的像前，求得王晶垚们的宽恕与谅解？人们盼望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本文首发于1月14日，在1月30日根据新发展做了大幅度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