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日爆发性骚扰风波，逾30位女性控诉遭跨政坛、学界、媒体和艺文圈等人士的性骚扰经历。此波女权#MeToo运动已造成两名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退选及多人退出公众领域。女权人士表示，台湾有关性别平等的三大法规已施行多年，但在文化和落实面仍有极大落差，尤其部分加害人的狡辩行径恐对受害人带来二度伤害。为强化对受害人的保护，台湾立法院计划于7月底召开临时会，以完成相关修法。
受到台湾政治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启发，一名前民进党女性党工于5月底透过脸书揭露，她去年遭合作厂商人员性骚扰时曾求助党内主管，却遭冷处理，甚至吃案，引发各界对民进党支持性别平等理念的质疑。
此后一周里，逾30位来自台湾各领域的女性透过社媒接连发声，纷纷陈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而遭控的加害人遍及台湾政坛、学界、媒体和艺文圈等公众人物。例如，民进党籍的前高雄市长办公室主任洪智坤遭控对女导演摸胸骚扰；名嘴朱学恒遭控强吻国民党市议员钟沛君；另一位名嘴朱凯翔也涉及对云林县议员陈芳盈言语性骚扰或强吻前主播陈乃瑜等。台湾前驻菲律宾大使徐佩勇则被控对菲籍女秘书掐胸、触摸私处后，已遭台湾外交部解职调查中。
台湾掀起#MeToo风暴
此外，中国籍作家贝岭遭控10多年前、曾对台湾剧作家简莉颖强吻、抚摸，但他严词否认并以“完全是杜撰”回应。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也遭控多年前分对两名台湾清华大学男性校友强吻或性侵未遂，其中一人已具状提告。台湾清大也启动调查，并决定中止王丹的聘任。王丹本人则主动回到台湾，表示将坦然面对司法检视。
台湾这一波女权维权#MeToo运动延烧多日來，民进党籍立委参选人李正皓因涉入偷拍前女友亲密照并言语威胁等类似争议，已于6月8日宣布退选。另一名参选人，前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虽然调查结果认为并未在处置党内性骚案有过失，但仍决定采高道德标准，于6月12日做出退选决定，以负起政治责任。至于其他两位党职中级主管蔡沐霖、许嘉恬早前已因消极处置或吃案嫌疑也辞职负责。
位于台北的民进党籍立委范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此次数十位女性勇于说出受害经历，代表台湾性别平等(性平)意识已略有提升。对台湾妇女权益和民主深化来说，意义重大，也提供一个契机，让台湾社会能集体学习性骚扰的相关议题，或可进而改变性骚扰的陋习和文化。
范云说:“这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性平时刻，这代表，我们过去在制度上做了很多的改革，可是在性别平等的文化上，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这么多的女性站出来，她感受到，在这个时候一起发声会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她会得到支持。也许透过她的发声，这个结构，这个不公平的体系还有文化，有机会改变。”
台湾性骚扰至少7成未申诉
不过，她直言，此次爆出性骚扰的人数虽不少，但恐为冰山一角，因为性骚扰受害者为了保全工作，多选择隐忍。
范云说:“(台湾)劳动部的调查就是，有被性骚经验的，可是没有申诉的，至少有7成的比例的人选择不申诉。那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失去工作。”
范云自己也是性骚扰的受害者，三年前，在一场议会冲突中，国民党立委陈雪生以肚子顶撞她的背部，还对她说出“用肚子不会怀孕”的黄腔。此案经法院审理，最后陈雪生败诉，日前遭判赔8万元新台币(约2,660美元)。
范云说，她的性骚扰案走了三年庭审才获得解决，非常辛苦，因此她很能理解受害女性不愿申诉的理由，就是一方面自觉羞愧，另一方面也怕麻烦或者申诉也无济于事的心情。
对于加害人的反应，包括范云在内的多位女性维权人士表示，此次部分加害人或相关人士采高道德标准，在第一时间就诚恳道歉，并选择退出公众领域，以示认错，值得肯定。
不过，他们说，令人遗憾的是，仍有部分加害人疑似心存侥幸，不断卸责、狡辩，实则对受害人造成二度伤害。
性骚扰构成要件：受害人的主观感受
范云说，多数加害人仍以“无性骚意图”来为自己辩解，代表他们不了解，性骚扰的法律定义不在加害人的意图，而在受害者的主观关受，亦即，“在未经同意下，与性和性别有关的言行让受害人觉得不舒服”。
位于台北的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伍维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除了加害人对性骚扰的认知不足外，部分舆论也残留责怪受害者或“厌女”的心态，例如，怪罪女性受害人单独和加害人出去吃饭、喝酒或独处车内，甚至诱惑加害者的论述。
伍维婷说:“我觉得，这个社会还在责怪受害者，还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当然，这整个加害人的反应也提醒了我们，还有第三个文化，就是台湾还是有一个厌女的氛围，就是，厌恶女性的氛围，才让加害者今天能够这么大剌剌地说出那些对于受害女性来讲可能是第三度、第四度伤害的话语。”
伍维婷认为，名嘴朱凯翔以“我完全不记得，你要我道歉，我就道歉”的说法回应，非常不诚恳，而这样的道歉也显得廉价，作了非常不好的示范。她说，另一位名嘴朱学恒更恶劣，他早于去年性骚钟沛君后，就已草拟致歉切结书，但事后反悔未签署，还于今年6月12日到地检署告发自己，被外界视为操弄法律。
伍维婷说:“另外一个很糟糕的加害人就是朱学恒，因为他今天以告发，而不是自首的方式，去法院告发自己，事实上是把举证责任丢回去给钟沛君议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因为他不但不认错，他甚至以玩弄法律诉讼的方法，要来逼迫受害人不要再对他做出任何这种指控。”
台湾性平法律漏洞多
女权人士认为，目前爆发的数十起性骚扰案，大多数年代久远，若无确切证据，恐难循法律途径争取到正义。他们还说，台湾虽已施行性平三法（《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长达20年，来处理职场和非职场的性骚扰案件，但现实状况仍然是性骚扰频传，且申诉率偏低，代表这三部法律仍有漏洞，以致未能产生协作的功效。
立委范云说，她已广纳妇女界的意见，将尽快提出修法版本，以期于7月底的立法院临时会完成审议，从法制面健全对性骚扰案的处置。例如，她说，现行的《性骚扰防治法》适用于非职场的性骚扰案件，但明定只有1年的追诉期和新台币1万到10万的性骚扰罚款，太短太轻，未来应会延长或加重，甚至新增加害人接受性平课程的要求。
对此，位于台北的元豪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维信建议，应至少参照民法的侵权追诉期，将性骚追诉期延长到两年。但世新大学的伍维婷呼吁，应针对不同的性骚扰样态保留弹性，尤其对遭性骚的未成年受害者，应保留至他们成年后才采取申诉的权利。
新设外部机制，覆盖受害人
另外，《性别平等工作法》处理的是职场同事间的性骚扰案件，而且规定雇主调查性骚扰案件。范云说，目前的一大漏洞是雇主本人就是加害人时，寄望雇主启动性骚扰调查犹如缘木求鱼。而且这个法律也未强制要求30人以下的小公司要设立性骚处置机制。范云希望未来能透过外部机制的设立来补上这些漏洞，以期覆盖每一位受害人。她说，所谓的外部机制可能是在各县市政府的劳工局直接设立性骚扰调查委员会，让受害人可以直接向劳工局申诉。
不过，律师林维信提醒，目前失业率偏高，不管雇主是否为加害人，受害人若在工作无保障的前提下，可能仍不愿意出面申诉。他还提醒，性骚扰的对象无关性别或性取向，男女都有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带有性歧视的意味。
林维信告诉美国之音:“它也包含一种歧视在里面，那譬如说，我今天可能是异性恋的人，我歧视同性恋，所以我一些言语上，让同性恋的人感觉到受委屈，受到冒犯，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性别上，当然统计上来说，最多的是男性性骚女性，但是像其他的性别组合，也是都有可能的。”
根治性骚扰 性平等教育是关键
观察人士说，除了健全法制环境，做好对未成年人和职场成人、尤其是主管的性平等教育才能根治性骚扰。不过，世新大学的伍维婷说，台湾的性平等教育自从遭保守团体抹黑为性解放课程后，已趋向保守化，若未改革，恐难达到防治性骚扰的效果。
伍维婷说：“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要讨论身体的界线，要讨论性教育，要更为全面地去告诉我们的年轻世代，如何尊重不同的性别，或是尊重跟他有差异的人，也要让我们的年轻世代去理解权利的议题。”
至于此次性骚扰风暴的政治效应，位于花莲的东华大学教授诗正锋认为，只要三位台湾总统候选人未涉及任何性骚扰事件，此波风暴应该不致于影响到总统大选的选情，虽然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威望已略有受创。不过，他预言，经此风暴，未来各党的立委候选人，可能会受到性平等放大镜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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