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知道你们当时会采取行动。几个星期后，‘党外’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台湾的民主进步党。那对我是一个意外。”
曾任美国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NDI，又译美国国际民主协会)首位所长的布莱恩·艾特伍德(Brian Atwood)本星期说，他没有想到37年前在台湾的一场演讲加快了如今执政的民进党当初的组党时程。
“我非常乐意能扮演一些角色，但那个目的并不是有意为之。不过我认为我不经意地给了台湾人许多勇气，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艾特伍德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个会议室里，答复美国之音(VOA)关于他是否知道那场演讲对当时正准备组党的台湾党外人士起到的作用时这么说。
37年前一场演讲的作用
星期二(5月16日)，在华盛顿充满阳光的春天上午，美国之音在哈德逊研究所大楼外问来访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他为何在此行特别安排与艾特伍德见面，艾特伍德的演讲对他带来什么启发。
民进党籍的游锡堃回忆说：“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他刚好有到台湾，台湾邀请他上台演讲，他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仍然上台演讲，对大家的士气会有鼓舞的作用。”
他说，当时党外人士早就准备要组党，但许多人对组党时机有不同意见，后来在艾特伍德演讲过后一个月，民主进步党就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他是当时创党小组成员之一。
台湾民主化后，民进党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首次成为执政党。游锡堃从2002年到2005年在时任陈水扁总统的政府内担任台湾行政院长。他在2006到2007年时曾任民进党主席。他从2022年2月起担任立法院长。
游锡堃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介绍了他与艾特伍德的渊源。
“在这里，我要借这个场地特别向我一位朋友来表达感谢。这一位朋友——我到今年75岁——事实上在过去只有见过一次面，我38岁的时候有见过他，隔了37年后的今天再见到他。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我对他始终是思思念念，非常感谢他对台湾的帮忙。”
1986年，台湾仍然处于国民党政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戒严令”(1987年解除)下，虽然被称为“党外”的反对派人士早已策划要筹组新政党，但政府严禁组党，对党外人士举办的各种活动也采取严密监视手段。
艾特伍德当年出任成立了三年的美国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的所长，这是一个在全球推动民主的非营利组织，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
当年8月15日，艾特伍德应党外人士邀请，到位于台北市中山国民小学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讲。前几天，就在党外为选举举办各种后援活动时，国民党政府举行了“卫安演习”，街上到处都是拿着盾牌带着头盔的镇暴警察，一本党外杂志的报道将这个演习的景象形容为“仿佛在美丽岛前夕”。
艾特伍德见到演习里镇暴警察的照片时说，这让他现在想起后来在1989年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
“它就是要震慑党外，让你们不敢组党，”游锡堃在中午发表演讲前的一段时间，在哈德逊研究所会议室与艾特伍德会面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这么说。美国之音记者目睹了这个会面。
报道提到的“美丽岛”是指发生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那是当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时，党外人士在高雄组织诉求民主自由的游行，但遭到镇暴警察包围，最终导致警民冲突，许多人遭到逮捕和审判的经过。
没有骚扰恐惧的集会
游锡堃手上拿着37年前台湾党外人士、后来为其言论自由主张而自焚的郑南榕发行的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关于艾特伍德演讲的报道。他说，那个时期党外举办的每一场活动都有许多警察到场监视，但报道对艾特伍德这场演讲的描述却加上了一个小标题：“一场不受骚扰、没有恐惧的集会”。
“那时候党外每一场(活动)都是有恐惧的，那时候每一场都有很多警察，都有恐惧、都有骚扰，为什么这一场没有恐惧又没有骚扰？”游锡堃说，这篇报道里有提到，那是因为艾特伍德在现场的关系。
“很有意思，”艾特伍德听了以后接着说，“因为外交部打电话请我去，告诉我说不要发表演讲，但我说我的机构是推动民主的，所以我必须发表这个演讲。”
外交部接着要求艾特伍德的代表团成员不要站在他的背后，艾特伍德同意了，于是在双方妥协之下他发表了演讲，“但我不知道现场会有那么多的观众。”他说，当时他见到一路上有许多群众还问了身边准备为他的演讲充当翻译的一名心理医师：“他们要去哪里？他告诉我：‘他们要去听你的演讲’。”
游锡堃说，参加那场演讲会的群众多达两三万人。
艾特伍德说，这名翻译必定是一位极佳的翻译人员，因为他的演讲平淡无奇，但翻译在每一句话之后都做了慷慨激昂的手势和呐喊，因此观众反应也非常热烈。
“这是一场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活动。它就好像昨天才发生，但却已经是37年前的事了。”
民主的重要在于有可问责的政府
美国之音问艾特伍德，他在那场演讲中说了什么？因为游锡堃说，许多党外人士都因那场演讲受到鼓舞。
“那场演讲是关于民主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为人民创造声音，带来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一个可以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任的政府。我认为那个目标已经实现了，”艾特伍德说。
艾特伍德望着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说：“你们现在有政党竞争，国民党现在正在跟你们竞争，尽管并不是一直都成功，但你们也不是一直都成功，那正是多数民主体制的常态，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艾特伍德说，他在那次演讲中也引述了多位民主理论哲学家，在场的观众都有很好的反应，不过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离开以后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并不知道你们当时会采取行动。几星期后，‘党外’宣布他们已经成为台湾的民主进步党。那对我是一个意外。我非常乐意能扮演一些角色，但那个目的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不过我认为我不经意地给了台湾人民许多勇气，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艾特伍德1993年卸去美国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的所长职务,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政府的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署长。
回到今日的现实，艾特伍德对游锡堃表示，美国强力支持台湾，未来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民主与阻遏，他希望美国能提供台湾这两个支持。
“我们——这个国家非常强力支持台湾。我们想要见到所有事情都是和平的。假如它没有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体，我不认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会如此关心台湾。我尊重你们所实现的成就，你们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成功。我们希望它继续如此。我认为未来的关键词是民主与阻遏，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你们这两个支持。”
一个“民主的约定”已实现
陪同游锡堃与艾特伍德见面的一位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游锡堃特别要求安排与艾特伍德见面，是要让他知道，“一个民主的约定”已经在台湾实现，台湾今日已经有了多党政治，也体现了民主的意义。
艾特伍德曾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政府担任美国国务院担任负责国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1979年，他将《台湾关系法》文件送交国会，在这部法律下设立了美国在台协会(AIT)。
“当我递交那项国会的要求时，台湾还不是一个民主政体。我们的确想要与台湾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也希望创造一个不同的、新的框架。许多台湾人对我们在卡特政府时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失望，而我们却必须决定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明显的是，在台湾成为民主政体后，至少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根本价值上，台湾已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政治实体，一个我们想要拥抱、可以作为亚洲模范的实体，所以情况有了改变。我们原本曾希望在大陆的中国政府能够持续自由化，甚至民主化，不幸的是在习近平主席治下，那个趋势被逆转过来了。那令人感到悲哀。”
不过艾特伍德说，他的年纪让他理解到，许多事情的发展必须经过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或几个月才会知道，所以他希望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势有所改变，“或许它能够变得更为民主，让中国与台湾能够更为容易地以对生活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有利的方式解决双方的分歧。”
在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陪同下，游锡堃与几位立法委员此行在华盛顿三天访问中会见了30多位美国国会两党参众议员，其中也包括了去年到台湾访问的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他们还会晤了1997年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并且还与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共进长达三小时的晚餐。
游锡堃星期三还在国会与今年访问了台湾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会晤。
民主崛起才有持久和平
在游锡堃致赠议员的礼物中可以见到他亲手写的书法“民主必胜”，那是他2016年9月14日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公开演讲时的主题：“民主崛起：持久的全球和平”(The Rise of Democracy: A Force for Enduring Global Peace)。
在七年前那场演讲中游锡堃说，中国在2003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成功地引起各种关于一个和平的中国会是什么样貌的讨论。中国想要告诉全世界，它的崛起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伟大的机会。
不过游锡堃说，这种概念与历史教训有矛盾，因为历史教导人们，高喊和平并不会真正带来和平。
“在今日的世界上，要有真正的和平，民主必须是它的基础，因此一个民主崛起才是和平的最大保证。中国必须有民主崛起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厉害攸关者。”
游锡堃又说：“今天我提出‘中国的民主崛起’概念，是希望让我们在全世界的民主朋友知道，促进民主应该是每一个国家的中国政策重点。没有一个民主的中国，台湾不会安全。只有民主崛起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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