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星期一（1月4日）晚间，几位副总统候选人将进行唯一一场政见发布会。当天上午，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王如玄一直以来关心台湾的劳工问题和妇女问题。她在专访中着重阐述了此次总统大选中国民党候选人在提高薪资、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所谓“红色供应链”方面的政见。以下访谈节选谨代表受访人个人及所属党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采访者：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主持人郑裕文（以下称郑裕文）
受访者：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以下称王如玄）
郑裕文：王主委，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选举已经进入最后关头了，非常忙碌。从11月18号朱立伦主席宣布您作为竞选搭档以来，这一个半月，您怎么样评价您的竞选表现？
王如玄：其实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当初做决定，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念，觉得可以有机会为我们的弱势朋友做一点事情，应该努力去尝试。所以我就跳进来了。我是一个选举的庶人，虽然我曾经当过4年半的劳委会主委，当过政务官。但是选举和当政务官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选举是非常激烈的竞争，有不同的操作手法，我算是见识到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进一步地去学习。我觉得在这里获得了很多的成长，但是觉得自己还是有许多努力和改善的空间。
郑裕文：很多人都知道，劳工问题是您的一个强项。讲到劳工问题，我们在街头也采访了很多台湾民众。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薪水太低了，台湾劳工是世界级的廉价。到底这个问题是因为台湾劳工的能力不足？还是企业主的问题？还是政策有不足的地方？
王如玄：我觉得台湾政治某种程度上的确也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发展。我觉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有一些阻碍，有一些困境。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加入WTO以后，整个区域性整合，到处都在进行区域性整合。不管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管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些区域性整合对于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台湾都应该要去加入，没有办法锁国，也没有办法被边缘化。加入这件事，在台湾的政治环境里，不管是邦交国的关系，不管是两岸关系，或者台湾内部对于国家的认同，对于两岸关系的定位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某种程度政治也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我觉得对台湾的劳工来讲，比较大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因为台湾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我觉得太慢。它能够创造出来的果实，跟人民分享就有一些限制。另外一个原因是，台湾在企业经营主和劳工之间分享果实的概念，其实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可以进步和努力的空间。
郑裕文： 如果当选，您有什么政策为劳工朋友加强和改善他们的待遇？
王如玄：这一次我与朱立伦搭档竞选。我记得朱主席跟我讲过的一段话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的永续发展有两个事情非常重要。一个是拼经济。台湾必须要走出台湾，必须要进入到国际社会，必须要赚全世界的钱，让台湾的经济发展更好。第二个，他就认为是要照顾弱势。因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人民生活得更好，尤其是要对弱势的朋友照顾得更好。所以他认为，分配得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朱主席找我来搭档。因为在拼经济这一块，他是专家；而在照顾弱势这一方面，因为我以前从事妇女运动、儿童保护运动，跟当过劳委会主委，他觉得这一块我也许可以帮助他把关。
刚提到说，怎么能帮劳工朋友处理加薪的问题，提高薪资的问题，是劳工朋友最关切的。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案：一个是我们希望提高基本工资，4年能够提高到3万块（指月薪3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5,900元）。目前我们的基本工资是2.08万，提高到3万等于将近提高1万，幅度大约有4成。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以前都认为，需要有经济增长，有赚钱，才能跟劳工朋友分享。我们觉得时代改变了，应该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要先为劳工朋友加薪，然后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因为劳工朋友加薪可以刺激整个的消费，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这样的观点，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美国7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美国的国会议长，希望能够调高美国的基本工资，是两年差不多能够调高四成。而且这得到了6百多位经济学家的支持。可见，这样的一个论述，是有经济学理方面的一个支撑。我自己因为当过劳委会主委，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调整基本工资只有一念之间，也就是拥有权力者他觉得要做还是不要做。
第二块的部分是，不是只有最低工资，因为最低工资只是一个最低基本的要求，还希望能够更高。所以我们有一个配套。那个配套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含金量。也就是我们的青年朋友毕业后，他能够具备企业所需要的质能。而这个也是促进台湾产业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我们就要在经济部、教育部和劳动部，要有一个跨部会的整合。因为经济部在第一线，它非常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经济部就应该把这个咨询pass（传递）给教育部。那教育部在学校课程的设定，在系所设定的时候，就必须符合产业的需求。那同样的，这个资讯应该给劳动部。劳动部在做职业训练的时候，就必须训练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我以前的经验是，部会和部会之间都有本位主义，各自顾各自的，有时候还有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横向的整合的关系必须要建立。所以这次国民党的劳工政见里提出一个要设一个国家职能学院，希望能够整合相关的部会。
这两个方面更上位的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包括加入区域经济整合，包括用政府的力量来协助我们的产业升级和转型。这个是更上位，必须要去做到的部分。
郑裕文：您刚刚也提到，走入国际社会，帮助台湾的企业来赚钱。但很多人也提到“红色供应链”的问题。为什么会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民众会担心这个所谓的“红色供应链”会使台湾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会认为有这个“红色供应链”的威胁？那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威胁？
王如玄：如果我们长期在国际社会里面，吸引人家来台湾投资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廉价劳工的时候，那我们会非常担心所谓“红色供应链”的问题。我们的人工的部分，现在不可能再去提供比别人更便宜的人工更世界做竞争。所以为什么朱主席在谈到“三弓四箭”的时候，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上游的关键技术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加强研发。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不要靠廉价劳力的部分去赚钱，而我们可能是要往研发的方向，上游的部分做移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台湾的确有很多的厂商赚得还是廉价的劳力，可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经转型了，已经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廉价劳力，很多的厂商就跑到大陆。大陆因为现在基本工资也调涨了，他们就跑到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去。可是事实上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这个生产供应链，它基本上有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其实是互相支撑的。对台湾来讲，因为台湾没有廉价的劳力，它到大陆，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们那个供应商的角色还是必须要抓住。所以我们更供应商的那个位置还是应该继续保有。这样你才会抓住这些人，不会因为他们一出走，全部整盘带走，还是可以供应它某些程度重要的元素，不管是零件也好，还是技术也好，保持一定的链接。
台湾在整个生产过程里面，我们要扮演的位置和角色的确是因为在产业的升级过程里面可能会失去过去那种看起来猫三道四的那种获利的稳扎稳打的东西，会有一些阵痛。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扮演支撑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郑裕文：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在跟中国大陆之间进行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忽然觉得其实受害的是台湾，特别是提到马政府时代与大陆的政策非常密切，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跟大陆的密切经贸合作，到底会不会对台湾的劳工，对台湾的市场，对台湾的经济会有影响？
王如玄：目前你会看到大陆已经从世界的工厂变成世界的市场，所以以前我们应对进退的一套逻辑，随着整个世界情事客观的改变，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台湾跟大陆之间，我们当然有政治方面的考量，某种程度上必须维持台湾的独立自主，不能被大陆影响得太大，牵制得太大。但在考量台湾但国家安全的下面，怎么样跟它维持一个共荣的关系。不管你利用的是大陆的世界工厂，还是利用的大陆的世界市场，不可能置外，完全锁国，不去碰，不去处。已经没有那样的空间跟可能性了。那如果没有这种空间跟可能性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你必须要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所谓竞争的关系是，所谓台湾的技术优势必须自己掌有，台湾的资金必须自己能够操控。但是你不得不去合作，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你也必须把握。那这也就是合作的部分要去作处理。所以回过头来谈，三个原则：一个是保障国家的安全；第二个，它某种程度上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要自己有自主性；在这样的两个前提下，第三个是，你必须要跟它维持一个合作的关系，台湾才有生存的空间。
郑裕文：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主委。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祝您一切顺利！
王如玄：感谢！感谢！
（美国之音近期邀访台湾总统大选三组候选人，至今仍未获得民进党和亲民党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