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享有“亚洲民主灯塔”之盛誉，而民主体现在人民的生活上，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和自由媒体，这也是台湾人显少有争执的民主底线。
自1988年报禁正式解除以来，台湾不管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平台上，都有言论和资讯自由流通、以及传媒自主发展的空间，尤其近年来，随着网路发达，自媒体更是空前地蓬勃，一个人、一张嘴、一支智能手机，就可以是一家广播电视台，不再有来自党政军的言论审查。
但回首报禁解除这三十多年来，台湾的新闻媒体真的提供了平衡、客观的真知灼见、并扮演提升社会品质的关键角色吗？普罗大众对媒体充分信赖吗？
台北的黄小姐说：“网路新闻的部分，真假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去质疑一下、需要去求证，那它的八卦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政策的东西会少一些些。电视的真实性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不同的频道它可能有不同的色彩。”
台北的姜先生说：“少部分信赖，大部分都不信赖，对亲中国的媒体，我都不太信任，因为他们是偏中共的一些言论，都是不实的报导。”
也就是说，假新闻、八卦当道、政治选边站的所谓蓝绿媒体和亲中的红媒是台湾媒体现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的2019年数位新闻报告中，台湾在38个国家之新闻可信度的调查中，排行倒数第五名，而且只有三成受众认为，新闻媒体发挥了监督权势或维护正义的天职，也就是说，七成的受众对新闻既不信任、也不满。
即便台湾的媒体已经走出了只能写官式文章、为当权者服务的困局，为何在阅听大众心中的可信度却是疲弱不振呢？
从刚刚结束的2020年总统大选中整体新闻媒体的表现来看，就可以看出台湾部分媒体仍向政治力低头、且缺乏独立调查报导的体质。
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顺孝说：“媒体背后的所有权结构、老板的政治押注可能都还是有关。第一个，比较党同伐异，然后，比较缺乏自己去设定议题、或自己去调查报导，就是等于跟着候选人走，候选人抛什么议题、就跟着报什么议题。”
部分媒体遭财团把持，再加上媒体人服膺于报老板的政治偏好，其结果就是，台湾传媒逐渐两极化为支持国民党的蓝媒、和支持民进党的绿媒，对于这种党同伐异的偏颇现象，部分媒体人竟还自我合理化为一种平衡，是一堕落。而近年来，还出现了收钱帮中共政权在台宣传的红色媒体，这则是另一种堕落。
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顺孝说：“就新闻专业来说，我们不应该依附于某一个党派、应该就事论事。尤其是‘红媒’，‘红媒’很大一部分跟中共有一些连结，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涉及到国家安全，它跟蓝绿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蓝绿是党派的问题，红牵涉到国家安全。”
因为中共的渗透，使得台湾在2019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上，跌落蝉联两年的亚洲冠军地位。
媒体出现颜色立场，也连带有吸引不同政治立场受众收视率的商业考量，就和炒作八卦和大喷政治口水、以博取眼球或点阅率的商业媒体一样，殊途同归；但种种的偏颇，归根究底还是媒体人的失职。
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前，虽然民调在国民党候选人的操作下开始失真，但多位资深媒体人除了表态支持民调落后的韩国瑜外、竟还开始预测起他的胜选得票率，让人不禁质疑，这样类似赌盘式的押注，到底符合了那一项资深媒体人的报导天职？
资深媒体人陈挥文在选后的第一周就为自己的预测失准公开道歉，他说：“我也要检讨，我说，韩国瑜会赢120（万张票），结果输264（万张票），加起来（落差有）384（万张票），有比较夸张一点，是真的一点都不准。”
陈挥文公然承认，这样的预测虽然参酌了收视率和造势场合的人数，但猜测的成份还是居多，然而，这种相对片面、又不严谨的评论在媒体人化身的名嘴圈中，并非少见。
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顺孝说：“这些所谓的名嘴，可能也是在台湾新闻乱象中很严重的一环，因为这些名嘴，早期可能是资深记者，当名嘴之后，每一天也许自己主持节目、也许上节目，但大量的发言，很大一部分其实没有办法做扎实的查证，所以，也是在党同伐异的过程里边、会不断地去渲染。”
除了乱象，台湾选举多年来充斥着政治口水、尤以今年总统大选最为严重，除了三大候选人本身少有论述政见，就连媒体也不积极剖析严肃的政见或国家政策、让这场选战被形容成史上政见能见度最低的一次。
只是，台湾阅听人因为彼此的政治立场、也各自形成同温层，对于媒体的种种失序似乎也相对宽容，这对有志于跳脱蓝绿政治立场、甚至红媒渗透、且有深入报导和独立调查理想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都是种打击。
去年6月，前中时集团地方记者廖肇祥就因为报社过分亲中、自我审查包括“六四天安门”、“香港送中运动”等新闻议题而选择离职，他就感叹，台湾记者所面对现实和理想难两全。
他说：“以第一线的记者，其实你所掌握到或接收到的真正的民意的取向，其实跟报老板他们要的不一样，特别台湾媒体，被国际认为是说，整个境外势力在新闻操弄来讲，是最严重的情形，现在，我们的记者很多其实面临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挣扎。”
廖肇祥期盼，去年底通过的反渗透法，能对受境外势力资助、而渗透台湾社会和选举的媒体，有所遏止。
根据反渗透法，任何人在台湾接受境外敌对势力，例如，中国之指示或资助，来游说、影响社会或选举时，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最高1000万元的罚金。
至于商业媒体的蓝绿失衡现象，主管机关NCC也曾于去年做出裁处，中天新闻因过度报导韩国瑜而被处以新台币120万元的罚锾，三立和TVBS台则因明显带风向及查证不足而被罚20万元，然而，电视台除非有广播执照被吊销之虞，这样的罚锾能发挥多少遏止效果，还有待观察。
陈顺孝认为，对于商业媒体回归专业的规范，只能透过其本身的自律或观众的淘汰，但两者都有难度。
庆幸的是，台湾仍有少数优质媒体坚守岗位、积极发挥第四权的监督力道，独立追踪公共议题、并深度报导，为受众知的权利把关。
陈顺孝副教授就点名，像是公视、端传媒、报导者或沃草等独立媒体，就为台湾要一个什么的媒体环境做了最佳示范，他们不仅做到中立和衡平报导的基本原则，更发挥媒体的使命，深入调查公共议题，实践社会正义，其中，沃草的议题实验室就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析各法案，提高社会讨论公共议题的参与度。
而新兴媒体读＋（READr）发起的2020总统候选人事实查核计划，也获得不少媒体响应，共同揪出三大候选人公开发言中的真假成分，协助阅听人破解假资讯和其产出、提升他们的媒体识读力。
陈顺孝说，台湾可以朝壮大公共和獨立媒体的方向努力，来带动提升整体的新闻品质，不过，身兼公视董事的他也坦承，优质媒体诸如公视新闻，长年可信度第一、但收视率却敬陪末座，代表优质媒体的市场竞争力堪忧。这其实也反映出，台湾阅听人不爱看优质报导、且普遍缺乏媒体素养和识读力的另一个大难题，毕竟有什么的观众、就会养出什么样的媒体，也因此，台湾要提升媒体品质，媒体本身、媒体人和观众都肩负共同的责任，也才能推动社会改革、并进一步巩固台湾的民主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