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模式近来正受到许多注意，一些国家也希望以台湾作为参考对象，了解台湾如何有效防控疫情扩散。对此，台湾数码部长唐凤说，台湾模式成功的重要元素是信任，人民与政府彼此信任，防疫政策才能够有效执行。
星期三(4月29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与台湾行政院主管数码事务的政务委员唐凤，就台湾对新冠疫情的防疫模式举行网络对话。
该智库在关于唐凤的介绍中称，唐凤在疫情爆发初期即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通过创新与技术共同开发口罩手机应用程式，让一般民众能够即时搜寻社区附近销售口罩地点，解决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防疫问题，“她的行动被誉为保持了政府的透明，赋予公民社会草根力量，减缓了新冠肺炎的整体影响。”
大西洋理事会执行副总裁威尔森(Damon Wilson)指出，台湾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它在公共卫生方面所提供的经验，“当世界上一些威权体制错误地将美国和欧洲爆发的疫情当作民主制度根本弱点的证据之际，台湾示范了民主体制如何运用它的核心力量，包括透明化和公共信任来提供国际援助，并且与美国及其民主同盟和伙伴协调有效的全球反应。”
威尔森表示，台湾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创新做法和经验，将有助于美国及其同盟和伙伴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让这种秩序能够比以往更为强韧和协调。
唐凤在说明台湾的防疫作为时表示，自2003年萨斯病(SARS)以后，台湾就建立了应对疫情的标准程序，去年12月31日中国的李文亮医师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警告被台湾网民nomorepipe转发，引起政府疾控人员警觉后，疾控单位立即以“萨斯又来了”的模式，在相关法令下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隔天开始限制武汉航班入境，并动员“全社会”(whole-of-society)力量展开防疫工作。她说，截至4/29日为止，台湾已经连续16天没有本土感染病例。
从这个防疫过程的启动，唐凤说，她得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第一是公民社会信任政府的程度足以让他们敢在公共论坛上谈论可能有新的萨斯病暴发的事情；第二是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让他们能够认真看待这个警告，把它视为是萨斯病再次发生，这是自2003年之后大家都在准备的。”她认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彼此信任，和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有极大关联。
对于主持对谈的《外交政策》杂志作家麦金农(Amy Mackinnon)问到，在防疫中极为重要的隔离措施，例如电子围篱(digital fense)可能涉及监控和人民隐私的问题，台湾人民是否对此有所担忧？唐凤的答复是，“当然这是监控、当然这侵犯到人民的隐私，在那个隔离的14天期间内。”
不过唐凤也解释说，由于在萨斯病期间台湾医院曾经被隔离，台湾宪法法庭对此有过裁决，认定这种做法并不违宪，不过也建议能再加以改善，例如在实施隔离时有固定的限期和范围，并尽量减少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对于中央流行疫情的隔离措施，有超过九成的民众表示可以接受。
唐凤再次强调，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抗疫是因为采取了“全社会”的做法，这不是政府高官下令要民众服从指令，而是人民自愿遵守防疫措施，民众也会相互提醒遵守防疫措施以避免感染，有了整个社会的合作台湾才能至今保持大致正常的生活，除了少数行业因无法维持安全社交距离而禁止营业外，台湾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处于紧急状态，民众情绪冷静，照常上餐厅、上学和工作。
尽管台湾抗击疫情的做法得到91%民众的支持，但唐凤说，她没有忘记还有百分之9的人并不接受政府的隔离措施，虽然比起其他生活在严格的禁足令或居家令之下的人民来说，台湾民众已经相对非常幸运，因为那些人失去更多的隐私和社会自由，即便如此，她还是要感谢这些不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民众。
“他们的确让我们保持诚实，他们要求我们对所有采取的作为负责，因为我们是在正常法律规范下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紧急法才实施这些措施，所以我要感谢这9%的人，他们让我们保持诚实并负起责任，”唐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