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顾国际社会强大压力，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如期访问莫斯科，将其在中国权力场上大获全胜后的首访献给他“亲爱的朋友”，并与普京达成抗美共识。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指出，“习近平更害怕普京政权倒塌”，他访问俄罗斯“很大程度上就是向美国示威”，因此他认为，“中美对抗已经到了难以停止的程度”。
“他（习近平）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平衡美国的力量。”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赵穗生告诉美国之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向美国示威，就是我仍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国家，你美国能拿我怎么样” ，“他是向美国展示，中国和美国是可以对抗的，是可以平起平坐的。”
赵穗生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现在已经到了某种很难停止的程度，“他（习近平）必须要巩固他在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地位，来增强他与美国对抗的筹码。”
习近平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后，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包括在中东促成沙特和伊朗复交、夺走台湾所剩不多的邦交国之一洪都拉斯，以及这次高调出访俄罗斯，为深陷战争泥沼的普京打气。
“我觉得他（习近平）更害怕的是普京政权倒塌。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现在处于一种很难的境地，就是两害相权，两个都对他不利，完全倒向俄国他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同时，如果不对俄国表示一些支持，一旦垮台，中国就处在跟美国对抗的最前沿了。”
不喜欢美国、跟美国对抗是习近平由来已久的成见。“你看从他还没有上台，他当时访问墨西哥，就说这些西方大国吃饱了没事干，整天对中国指手画脚，他有这样一种心态。”
赵穗生教授在课堂上教中国外交政策20多年，最近出书《巨龙怒吼：变革型领导人与中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力The Dragon Roars Back: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来8位领袖的分析，得出结论：驱动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最大动力，不是经济实力，不是政治制度，而是最高领导人的世界观（Vision）。他称这一理论框架为“领导人是最重要的决定外交政策因素的变量”（Leader Centered Approach）。
“领导人在所有的政治制度里都重要，”赵穗生说。“但在中国这样列宁主义、一党制体制下，政治领袖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是其他国家不可以比拟的，因为他既不受公众舆论的牵制，也没有反对党，甚至于最强势的领导都没有任期限制。”
“他（习近平）现在过度膨胀他的欲望、他的政策目标，而且他认为这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目标的实现。” 赵穗生说。“这其实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是一种伤害。……他现在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觉醒了。”
赵穗生认为，习近平“东升西降”的国际战略判断是错误的。“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取代美国的这样一种能力，”赵穗生说。“中国人自己也好，西方很多国家也好，都夸大了中国崛起的速度、中国发展的实力。” 他说，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指习近平的做法是一种“战略透支”。
习近平与美国对抗的外交政策使一些原本可以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变成了“战狼”。“作为一个大使，他（秦刚）做的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去做了外交部长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外交官了，他就完全是个政客了。”赵穗生说。
“他们要保住饭碗，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政治待遇，他们必须服从于新的领袖的要求，所以就变了。” 赵穗生说。“所以不是他们个人到底是什么风格，或者他们个人有什么想法，而是这样一种体制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领袖塑造他们的吧。”
以下是对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赵穗生的专访：
实力和制度不是中国外交政策关键动力
记者：你写此书的动机以及在这本新书中有哪些新的重要发现？
赵穗生：写作这本书有两个动机。一是我长期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决策这门课，我发觉很少能找到全面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七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历史纵深和现实动态状况的书。二是从理论上讲，大家都想认识中国崛起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很多人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野心和行为就日益扩张，所以中国现在的所有行为，尤其是这些年的大国外交行为，完全是由于其国力驱动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国强必霸这样一种观点。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力并不强，而且打了八年抗战、四年内战，毛的革命外交却非常强悍，整个外交安全政策是非常对抗的。所以用国力解释中国外交行为，我觉得有问题。
再看邓小平时期，中国国力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他的外交政策非常实用温和，没那么多对抗性，而是集中于国内经济建设，尽量避免各种冲突，包括跟美国、苏联的冲突，还利用一些国际的杠杆来为国内服务。
到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他们都继续了邓小平的所谓低姿态（Low profile），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即使中国国力在胡锦涛时期已经开始崛起，但他的行为并没有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说，中国的国力发展起来以后对外行为就开始扩张。
习近平这十年很清楚，中国国力并没有很大增强，中国的外交行为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习近平这些年开始了一种中国学者称之为“战略透支”，就是做了他的外交政策和他的国力不相符合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结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尤其是长期的变化。
还有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英文叫Regime Type，政治制度类型理论。也就是说，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是和平的，Democratic Peace Theory，民主和平论，而专制国家是扩张型的，是要打仗的。所以中国的这种进攻型外交政策，是由其专制制度决定的。换言之，如果想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有改变这个政权的性质。但把这个放到中国长期外交过程中，你也解释不了。中国的这种所谓的集权专制体制一直没变，但是中国外交政策这七十年来却有很大变化，尤其是邓小平时期，政治上仍然很专制，但是外交政策却相当没有对抗性，中国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外交政策变了，所以用这种政权类型解释中国外交也是没有很强的说服力的。
我就想把这些结合起来，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我用英文叫它Leader Centered Approach，就是领导人决定论，领导人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外交政策因素的变量。也就是说，领导人在所有政治制度里都重要，但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它受到公共舆论、任期制、反对党等各种各样的限制，他能做的事情相当有限。
但在中国这样的列宁主义体制、一党制条件下，政治领袖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是其他国家不可以比拟的，因为他既不受公众舆论的牵制，也没有反对党，甚至于最强势的领导都没有任期限制。这里面有个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八个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并不是每个领导人都能够运用专制权力来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改变的。
毛邓习是有战略眼光的变革型领导人
我把8个领导人归纳成三种不同类型，一种中文叫变革型领导人（Transformational Leader）。这种领导人有自己的眼光（Vision），就是在中国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他有政治智慧，在这个政治体制中能生存下来，他能动员国内的舆论资源、制度资源、体制资源，战略性地应对国际权力格局变化和游戏规则，然后，把他的这种战略眼光变成现实。在中共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就这么三位领袖人物做到了这一点，毛、邓，和现在的习近平。
第二类领袖人物，我叫他们Transactional Leaders，他们关注一些具体事物，没有宏大眼光，而且没有新的眼光，他能够生存在这个政治环境中，但是他做不到变化，只是遵循前任的眼光，中文就叫他守成型，最典型的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遵循了邓小平开创的外交政策，继续往前走，不管国内国际上多大变化，他们继续守成。
第三类，我叫他们为失败的领袖。这些人也许有新的眼光，但是他们在政治漩涡中丧失了权力，最典型的是华国锋、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也许有新的想法，想要做一番变革的大事情，但是他没生存下来，那就没法变化。
我的这本书，基本上集中在三位变革型领袖上，谈他们的眼光是什么，想把中国带向哪里，他们想中国的外交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毛想做什么？邓想做什么？现在习近平想做什么？然后他们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当中怎样运用权力，我尤其集中讨论了几个方面，一是塑造舆论环境，主要两方面，一方面是有选择地记忆历史，就是所谓中国百年国耻，或者是5000年文明辉煌，怎么样让这些历史记忆服务于他们的政策目标，比如毛当年强调，为了不重蹈百年国耻就要闭关锁国，要自力更生；邓小平重新又塑造了，邓小平说，你关起门来，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这不是外国人欺负你，而是自己没有发展；现在习近平又重新强调5000年辉煌历史，要实现中国梦。他们重塑历史，历史完全是他们手中的玩物。
还有一个，我谈了民族主义，这三个领袖怎么样能够动员人们的愿望（aspiration），就是中国人的所谓强国梦，来打造他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我叫它“意识形态资源”。
还有一个制度资源，就是不断改结构，不断地重塑外交决策机构。比如毛跟官僚之间的互动，因为他是战略家，完全是个斗士（Crusader），对官僚根本不予理睬，但是他建立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让周恩来跟官僚制度打交道，但是重大决策自己做。而邓小平，我叫它Delegation by Consensus，就是他用那些傀儡，他从来没有做过第一把手，用胡耀邦、赵紫阳们，或者一些官僚机构，因为对外开放以后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好多事情他只管大事，其他事情就让这些代理人去对付，只要这些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他就不去干涉，只有他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他才干涉进去。所以，他后来搞集体领导，到江泽民胡锦涛也继续这种集体领导，就是达成共识的方法，中国的决策过程因为这种制度和体制的变化，对中国那一段时间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变得比较可预测，当时的北京变得像华盛顿一样，各种利益集团在里边博弈。
现在习近平又重新将权力集中，他担任各个中央小组的主席，什么事都管，所以整个机构又发生很大变化。
这本书就是把这三位变革型领袖，他们的外交政策重点，怎样实现一些重点，做了全面描述。最后就是说，这里面国际因素、国内因素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有独特战略眼光的政治领袖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把这些东西全部给牵在一起了，就是这么一个理论框架。我很高兴这本书出来恰逢其时，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关注中国。
习近平大国外交核心是抗衡美国
记者：作为中共的变革型领导人，习近平在成功完成第三次连任后，有多项外交行动，沙特和伊朗复交外交，最近又夺走了台湾所剩不多的邦交国洪都拉斯，现在出访俄罗斯，见普京，然后还可能与泽连斯基视频会晤。你如何描述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他的外交政策与内政的关系？你认为他的外交政策能否取得成功？能否至少部分地在取代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赵穗生：你刚才讲的这些新的外交举动都符合他的外交政策重点，就是大国外交。大国外交一个方面是要恢复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心的地位；另外，中国要负起大国的责任，就是让大家都尊重中国，最主要就是尊重他作为大国的领袖地位，某种程度程度上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领袖。
所以他在所有外交活动中，其实就一个考虑，要大国格局、大国风度、大国行为、大国智慧，所有语言都从这个角度，尽管国内现在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清零政策失败后，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会有所收敛、有所软化，至少对西方的对抗会有所软化。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说，这个不符合他的外交风格、眼光和战略重点，因为他绝对不会放弃他的大国外交地位。而且在他看来——在我们看来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中国仍是很有力量、举足轻重的大国。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建立在和美国对抗的这种想法之上的。
因为，你看从他还没有上台、访问墨西哥时就说，这些西方大国吃饱饭了没事干，整天对中国指手画脚，他有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他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平衡美国的力量。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向美国示威，就是我仍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国家，你美国拿我没有办法，不能够把我怎么样，诸如此类的。
所以，他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向美国展示，中国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对抗的，可以平起平坐的。但是，这里边还牵涉到，实际上中美之间这个对抗现在已经到了某种程度上很难停止的地步，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必须巩固在国际上的地位，来增强与美国对抗的的筹码。
他能不能成功？我觉得他可以取得很多战术上的成功，比如说洪都拉斯，这个很简单，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经济利益在里边，而且中国能提供这样一些经济利益，那他肯定会成功。伊朗和沙特复交，现在断言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当年美国也斡旋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外交，当时卡特总统还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中东这个地方很复杂，美国在这个地方屡遭挫折，中国觉得这是个机会，但是，中国进入中东这个机会到底对中国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中国能不能真正取得正面的效果，现在我觉得还要拭目以待。
习近平这次访俄和可能与泽连斯基视频，我感觉习他内心还是倾向于俄国的。他不可能完全中立，而且他的十二点和平方案也很清楚，完全不是中立的。但他要顾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情绪，就是说绝大多数国际社会还是不认可俄国的做法。今天大家又看到国际法院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这些国际舆论，他必须会有所顾忌，所以他至少要做出公平这样姿态。那么他和泽连斯基的谈话，甚至表示能达到所谓外交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他更害怕的是普京政权倒塌，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现在处于很难的境地，就是两害相权，两个都对他不利，完全倒向俄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是如果不对俄国表示一些支持，俄国一旦垮台，中国就处在跟美国对抗的最前沿了。他现在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要想取代美国重新塑造国际秩序，我觉得很难很难。他只不过是在平衡美国，保护他的一些利益而已。
用对抗和竞争定义美中关系很危险
记者：拜登总统表示，他准备跟习近平通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说，美中竞争需要对话和外交。你对这一消息有何评价？
赵穗生：我觉的这说得很有道理。美中关系无论是螺旋式下降，还是处于建交以来最低点，这个变化有很多因素，拜登讲是意识形态，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有这些因素在里边，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的国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如何相处，是美中关系的核心。
兰普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最近有一篇文章，我引用他的话，美中关系的核心在于双方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体系中是不是各自给对方留有一席之地，或者是一方独大把另一方压下去。目前这两个国家都想把对方压下去。中国虽然还做不到这一点，但至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想取代美国。中国人说我没想取代美国，但中国很多老百姓也认为这样，尤其是从2009、2010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认为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美国受到很大伤害。这些年，中国民间舆论认为川普又对美国造成很大伤害，美国衰落了，像杨洁篪说的，美国不应该从实力角度跟中国说话了，我们平起平坐了，甚至有人认为不仅平视，你们得仰视我们了。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都是一种零和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你的赢就是我的输，我的赢就是你的输，这样一种格局。而这样一种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力量对比本身所产生的一种心态。
还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沟通。两国都说我们不想打冷战，美国想建立护栏，中国说我不取代美国，但是没有一种沟通机制来避免误判，这是中美之间很大的问题。在川普之前，中美之间大概有一百多个对话机制，包括高层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经贸对话，各种各样的对话机制，后来川普全部取消了，然后逐渐想恢复也没有能够恢复。其实去年十一月份，拜登和习近平见面时想逐渐恢复一些对话机制，这之前电话讨论时已经要恢复一些机制，佩洛西访问台湾，一下把那些对话机制全部停掉了。中国人对美国最常用就是只要你一得罪我，我就停止对话。然后习近平又想恢复，这次又搞个气球事件，又把布林肯到中国去对话的机会又给终止了。两个核大国不仅没有一个对话机制，而且没有一个路线图（roadmap），就是没有一个我们怎么行为的规则，当年美苏冷战时，有侦察机过来或者什么事情，拿起电话就可以讨论，中美之间没有这些东西，你这个国防部长想跟中国的国防部长通话，中国谁敢接啊，接了说话了，谁敢负这个责任啊？没有很明确的机制，这是很大的问题。
记者：目前美国国内政治对立，加上美中竞争激烈，你认为美中之间的沟通有可能恢复正常吗？
赵穗生：我觉得在最高层的沟通是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拜登总统和习近平的沟通，其实从他上台后一直比较正常。但是现在就是没有一些在最高层之下的各种对话机制，或者其他的一些官僚体系、制度和结构性的支撑，所以他没法贯彻下去，问题在这个地方。
美国国内现在整个气氛就是两党一致要对中国强硬、进行制裁，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下，中美之间的对话交流，我觉得是只能是越来越困难。但是，并不是不可以做，（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进行对话，必须相互要了解对方的底线在什么地方，要能够找到他们在共同利益上能合作的一些点。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否则的话你只是完全以这种所谓的对抗和竞争来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危险的。
“东升西降”判断导致中国“战略透支”
记者：你曾谈到习近平自己表示无意取代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但是你说，那时因为实力不够，如果条件成熟，他会毫不犹豫取代美国。你如何看待美中之间目前的实力对比？你如何评判习近平“东升西降”的战略判断？
赵穗生：这个战略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现在完全没有取代美国的能力，这确确实实是实话。前些年，中国人自己也好，西方很多国家也好，都夸大了中国崛起的速度、中国发展的实力。其实中国国内很多学者都也有自己想法，比如时殷宏，他觉得这种做法是“战略透支”，就是中国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实力。包括阎学通也说过这样一些话，就是说中国在做一些跟中国国力完全不相当的事情，最后只会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
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前些年的发展，三十年的发展确实很快，但是不可能永远那么快，再加上习上台以后很多政策，这十年来他对于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正面意义，在很大程度他是吃过去的老本，而这个老本越吃越少，所以中国现在这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一在向下走，过去认为到这个十年，中国就会取代美国，就是总量会超过美国，现在大家都不看好。但是反过来中国经济也不会完全崩溃，两个方面都不现实。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中国现在都不具备取代美国的实力条件。前不久读过一篇文章，是过去中情局的一个分析员写的，他说，中国无法取代美国并不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是一种现实的描述。确实我觉得这个现实描述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会存在，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中国都没有办法取代美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美两国就像兰普顿说的一句话，还是要给各自留下空间。美国也不必那么害怕中国取代你，中国也别觉得自己能够取代美国。
为了饭碗和待遇他们必须服从政治领袖
记者：你曾经谈到作为驻美大使的秦刚，在美国促进民间交流的作为和能力，但是你用的是过去时态，那时他已经当上外交部长。你看到了他在人大记者会上的表现，包括警告美国“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必然陷入冲突对抗”，而且言必称习主席说。你认为，他是否已经变成战狼？
赵穗生：中国这些外交官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最聪明最能干的外交官。他们完全懂得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把他们放在不同环境下，他们完全懂得怎样适应环境。所以这是他们的能力所在。秦刚，在美国做大使两年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外交官能力，作为一个大使，他做得非常成功。但是他回去做了外交部长以后，他就不再是一个外交官了，他就是一个政治任命，完全是个政客了，他就要完全服务于大政方针。在中国现在这个形势下，这个外交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展现斗争精神，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所谓核心利益就是不可妥协，不可谈判。所有的错误都是美国的，都是其他国家的。所以在他担任这个职务以后，他马上就适应了这个新的角色，就成为一个政治上跟政治领袖完全相吻合的一个政治人物了。这种人是非常聪明的能干的人。
其实你刚才讲其他外交官也是，你说杨洁篪，当时美国人都喜欢他，叫他老虎，他因为跟布什家族关系很好，六四以后，他在当中牵线，两边减少误解，传达中国的想法，他做得很多。包括王毅，原来做驻日大使，然后在外交部，他开始当外长时，大家认为这个人很具有外交专长，有外交官的温文尔雅。
但是换了一个新的领导人，他们两个人全变了。原来他们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要求外交官能够展现中国的风采，就是温文尔雅，能够继续推行他们的这种低调，就是比较谦恭的外交政策。现在强调斗争精神，那他们要保住他们的饭碗，要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政治待遇，他们必须服从于新的领袖的要求，所以就变了。所以，不是他们个人到底是什么风格，或者他们个人有什么想法，而是这样一种体制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领袖塑造他们的吧。
中国所有政治领袖都有强国梦
记者：印度有一家媒体说，仔细观察 1949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政策，他们的长期目标几乎没有分歧，邓小平并没有背叛毛泽东，习近平也没有背叛邓小平，他们在更大的目标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运作方式不同。换句话就是，他们的外交政策也许有所不同，但他们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当研究其不同时，不能过分强调这种不同，而要看到他们的一致性。这种说法跟你的理论有冲突吗？你对此怎么看？
赵穗生：正好这是我这本书当中的观点。我书结论那一章就专门把这些领袖的共同点说得很清楚。所谓的共同点，不光这三位，所有中国的政治领袖，从蒋介石、孙中山一直都提倡富国强兵，因为中国过去很强盛，然后那200年所谓受到欺负以后，中国政治领导人总有一种强国梦，表现在他们要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强国地位，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要中国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所有中国的政治领袖都一样，不管叫共产党还是叫国民党。
这就是民族主义梦。但是，如何实现这个梦他们看法不一样。他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也不一样，最后决定了他们的外交政策重点就不一样。
毛时代中国相当弱，建立新中国后他的所有重点就是维持政权，维持边境安全，不被扼杀。所以他采用了非常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打了朝鲜战争，跟印度、苏联打了仗，跟美国打越南，他做所有事情就为一个目标，政权安全、边境安全，把豺狼拒于国门之外，为此他什么都敢做，但是外界看来他非常挑衅，包括支持第三世界所谓民族解放运动，跟苏联对抗。
邓小平也一样。他也是个民族主义者，也要中国富强，也要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但是毫无疑问他跟美国建交做了那么多让步，但政治上一点都不让，四项基本原则完全不变，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能放弃。但他同时放低身段，因为他觉得要搞经济发展必须跟西方国家打交道，要西方的技术、投资、贸易，他此可以做出很多政策调整。
习也一样。他现在过度膨胀他的欲望、他的政策目标，而且他认为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目标的实现。所以，他的政策现在很大程度上，英文叫Overreach（过度伸张），我博士论文的导师谢淑丽（Susan Shirk），她那本书的名字就叫Overreach，这其实对中国长期目标是一种伤害。但他们的长期目标都是一样的，这个观点是绝对的。习近平现在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觉醒了。我最后一章就谈到美国觉醒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个人风格和决策环境使非理性决策成为可能
记者：补充一个问题。习近平过度伸张的做法对台湾会是什么后果？台湾总统蔡英文要马上过境美国，并要到智库发表演讲。美国从军方到民间对中国武力攻打台湾有许多预测，你对有分析说习近平要在有生之年解决台湾与大陆统一、会不会爆发战争怎么看？
赵穗生：我确实很担心。我过去不担心，但这几年他的集权变化可以看出他大国外交的发展趋势，即使受了这么多挫折仍然这么强硬，仍然要展现大国领袖的能力，你可以感到他的生活和角色环境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尤其他现在周围都是他信任的人，他的老友，只会告诉他想听的话。从理性的角度，习近平不应该在最近几年发动台海战争，但他现在的决策环境，他的个人的领袖风格，决定了这种判断不能完全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现在习的很多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所以如果从非理性决策的角度来讲，我就很担心他有可能在即使我们认为他没有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去武力攻台，仍然会采取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记者：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赵穗生：两方面，一是不要给他理由刺激他对台动武，二是帮助台湾加强防御能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慑中国，告诉他这个代价会有多大。两方面都要做到。
记者：非常感谢。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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