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4日傍晚，前台湾新闻局局长邵玉铭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解除。”当时做出台湾解严这个历史决定的已故前总统蒋经国曾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今后只有国家、民族与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三十年后，当两岸民众关注刘晓波逝世的新闻并一同回望台湾解严这段历史之际，有许多人发出了共同的疑问，那就是：蒋经国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复制？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成为蒋经国第二? 《海峡论谈》邀请当年亲身参与历史的前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与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深度对谈。
邵玉铭首先在海峡论谈节目中表示，当年能够代表政府宣布解严，他感到非常荣幸，当时的心情非常感动，他认为这是一个顺天应人的决策，如今回忆起来，仍感到非常欣慰。
邵玉铭分析当时蒋经国为何决定解严，他说：“到了1987年，国民党已经统治台湾40年之久。这40年来政治是安定的，没有政变，没有流血。经济是繁荣的，我们的知识水准非常的高。大家对政治民主化有共识，所以这是时代的潮流。我记得在1986年9月民进党组党的时候，蒋先生在国民党中常会讲，他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我们国民党要随之有新的做法，来迎接这个变局。
邵玉铭进一步说明，蒋经国知道当时的台湾面临内忧外患，就好像是一个压气炉，如果不放掉一些气，这个压气炉会爆炸。蒋经国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反对的势力逼到走向革命，另一个就是把反对力量拉入体制内做改革。蒋经国最后决定要做一个改革者。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为止，台湾没有流血的政变，不像韩国。第二点，经过蒋经国40年在台湾的治理，他培养了党内以及政府各机关高级的干部，这些人都是学识丰富，几乎都有国外的工作经验或留学的历练，所以这些人知识水准很高。这些干部无论是在党内或是政府，都可以充分的执行蒋经国的政策。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经国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拍板定案。在那以后，以及在大陆的邓小平以后，没有政治强人，没有谁可以拍板定案。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蒋经国最后决定宣布解除戒严。
接着邵玉铭也补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对党的成立和发展，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当时在戒严时期是可以解散的，但是蒋经国没有这样做。蒋先生在解除戒严前的两个月，就是1987年的5月，他释放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犯人，向民进党示好。而且蒋经国还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情，蒋经国说，“台湾的人民都是好的，否则会革命的。”这个时间的掌握，对整个国际以及国内的发展的势力，力量的衡量，再加上他年事已高，他就像是一个乐团的指挥。大家都想把音乐演奏的很好，但是指挥还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是导致台湾政治民主化能够成功的原因。
至于当时蒋经国决定解严之前，先向当时访问台湾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透露，王丹教授特别在海峡论谈节目中分析了当时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还有西方媒体，在蒋经国决定解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王丹表示：“我认为国际社会的力量对台湾社会的戒严也好、民主化也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的这个重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国家的力量对台湾的介入。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江南案。江南案之后，美国政府非常的恼火。当然通过私下管道表达，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乐于看到台湾的民主化。我想以当时的台美关系来讲，对蒋经国先生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第二个就是媒体和舆论的作用。除了蒋经国先生接见前《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包括《纽约时报》等大报，从雷震案开始其实就不断的对台湾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呼吁台湾民主化。西方的舆论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西方有越来越多的侨民，包括支持游说台湾民主化的团体，他们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国际社会还是发挥了它的力量的。
王丹也进一步分析民进党对解严的影响以及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转型、走向民主化，至少从台湾经验来看，都需要一个成熟壮大的反对派。台湾从1950年代就有地方选举，其实从1950年代就有一定的政治空间。给反对派做地方实力发展。这个在后来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常常讲台湾模式，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抗争，结合在一起，相互激荡，形成的这种转型。这是台湾模式的特点。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在一起的。在两蒋统治时期，表面看起来比较安定，但是这种安定也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包括美丽岛事件、白色恐怖等等。而这是这种表面上的安定，付出了代价的安定，才使得后面有党外运动的发展。所以到了80年代末期，反对运动风起云涌。经常在街头看到各种抗争，对当局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之所以想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在威权的统治下，虽然表面有政治安定，但还是会付出代价，台湾其实就是个例子。很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至于蒋经国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复制？习近平能否成为蒋经国第二？王丹在海峡论谈节目中指出：“蒋经国先生跟习近平当然不是一样的人。蒋经国先生至少还是体会到我是一个专制者，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位。但是习近平可能不认为，他认为他是一个民主者。他讲这话，就是哄堂大笑。但以他的智力，他可能真的认为他不是一个专制者。所以我是说，两个领导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的头脑至少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一个根本是头脑糊涂的，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没有。我也觉得中国现在完全走向台湾那样的模式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也不具备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强人。说到留美学生的话，我想说台湾有留美学生也不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从50年代、60年代陆陆续续开始有。而且很多也是因为对国民党不满才离开台湾的。那个时代的留美学生其实也没有对台湾产生多大影响。都是到了台湾比较开放了之后，慢慢的留美的人回来，像马英九这样的，进入到政府的各级机构才开始起作用。我的意思是今天中国也有很多留美的留学生，也有很多都回去，但是他们还是留学西方的人对中国影响的第一个阶段。还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但是我还是相信，这批人在西方受过教育，在以后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将会扮演角色，只是现在还不到这个阶段。其实你想想看，中共很多领导人，从教育部，甚至连李源潮都曾经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学过两个月。大概都知道民主是怎么回事儿的。所以这些留学西方的人不能发挥作用，还有一个政治因素的限制。包括共产党的本质跟国民党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威权，一个集权，还有头号领导人蒋经国跟习近平等等的不同。这些不同，也会让留学西方的人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
邵玉铭最后在海峡论谈节目中表示，“孙中山先生很多年前讲的话是非常正确的。他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请问中共当局，一党专政是时代潮流吗？不久之前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时候引用了刚刚所讲的孙中山先生的这句话。我希望大陆能把这句话听进去而且能做得到。我认为既然在台湾的中国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可以支持自由民主，大陆人没有理由不能够走向政治民主。”
习近平曾引用蒋经国常说的名言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并且跟蒋经国当年一样展现亲民作风与打击贪腐，究竟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成为蒋经国第二？更多有关蒋经国与习近平两人的比较，请看海峡论谈0716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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