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 美中两国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约占全世界的40%。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的态度，从互相指责对方到达成一致积极合作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关键转折。前美国能源部部长、现斯坦福大学教授朱棣文说：“能有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联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些事情。中美两国显示出的领导力非常重要。”
美国《财富》杂志今年的头脑风暴峰会（Fortune Brainstorm E）聚焦在能源、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今年5月中，在加州洛杉矶南部小城卡尔斯巴德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汇集了美国能源行业内的专家和公司高管。朱棣文作为专家之一参与有关未来美国能源政策的讨论，并在会议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巴黎峰会目标远远不够
谈及气候变化的危机性，朱棣文说这个世纪气候变化对当下社会的影响只是 “冰山一角”。他引用现有地质数据对未来进行预测：现在海平面比几百年前高6到9米，假设人类无所作为，任由气温升高、海平面上涨，几百年后的伦敦、波士顿、曼哈顿下城和上海将被淹没在水下。
朱棣文说：“即使我们达到了巴黎峰会的目标，我认为达成这些目标还是会在几百年后，让人类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况下。但并不能说，‘如果是那样，那我们做的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因为如果你不尽力去试，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遭受更多。”
美中能源政策实施对比-中央驱动和地方驱动
回顾近几年能源政策的实施和业内的跨国合作，朱棣文表示两国在政策实施方面体现出不同的模式。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益处和挑战。
中国是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由地方实施。对于中国能源政策领域，朱棣文表示中国大型电网和发电公司属于国营企业的现状会对推行政策有帮助，但是与地方的协调会产生一些摩擦。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全年中国能源煤炭的消费与上年相比下降了3.7％。工人过剩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困扰着矿产集团。随即在东北等煤矿重工业省市发生的大规模裁员导致的工人游行和抗议正反映出碳减排政策实施的难度。
朱棣文说，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省级以下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经济。这样政策的惯性与中央政府当下想要推行的政策有一点分歧，“然而中央政府很清楚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影响。他们认识到，这些污染不会顾及省的边界，不顾及城市界限地。这使地方政府和行业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本次峰会的同一话题讨论中，鹦鹉螺数据技术公司（Nautilus Data Technologies）总裁詹姆斯·康诺顿（James Connaughton）在评论巴黎峰会的成果时，同样表达了对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碳减排决心的担忧。康诺顿在2001至2009年担任白宫环境政策办公室主任。
康诺顿说：“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是很重要的事，我们应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这很大程度上靠矿物燃料推动。你仍然还面对消除贫困、工业增长和控制排放之间的权衡。并且我尚未看到规模不断提高的可持续的承诺。”
YouTube视频： 前白宫环境政策办公室主任担忧发展中国家减排决心
美国能源政策的推行体现为地方驱动，即地方城市带动联邦政府。各州有权制定州内政策，然而两党制的竞争对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致性的政策造成一定障碍。
朱棣文在专访中说：“我们有很多州，加利福尼亚州带头，以及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等很多州都在减少碳排放以及其他污染物方面引领美国。
同时他对美国日益政治化的两党制表示遗憾。朱棣文说：“15乃至20年前，我们（的政策）能得到两党共同的支持和关注，共和党和民主党。然而目前已成为一个政治分歧，这的确很不幸。但我认为，两党派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一起。”
YouTube视频：朱棣文对比美中能源政策
重大技术突破 寄希望于业内合作
面对美中两国能源政策所遇到的困境，业内专家一致表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能源行业需要重大的技术突破，最大程度地减少技术推行的成本。朱棣文在专访中强调加强美中产业政策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能推进对抗气候变化的进程。
“如果你看一下清洁能源、能源效率、电动车和那些改善空气质量技术的潜在市场，” 朱棣文说：“中国是一个巨大大市场，而美国工业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赞成美国的创新型企业建立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终归你想做的事对于人类社会有益，无论美国、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
而对于近几年来美中公司合作中受到大量关注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朱棣文表示美国公司的顾虑固然存在，但这并不是阻止合作的路障。
朱棣文说：“很多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有一些不情愿，会想如果没有诚实的商业合作方式，我应该不应该去中国进行工业制造，不仅仅是中国，也可能是很多其他地方。所以我认为合作共同研发技术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我想这是最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