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创公司Open AI2月中旬发布人工智能(AI)模型Sora，这是一款输入文字就能自动生成视频的生成器，且因影像仿真度极高让全球惊艳，也在中国引发热议，连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也大呼要立刻开展AI专项行动。对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生成式AI发展，除受限于美国芯片禁令的不利因素外，中共对境内言论自由的严格管控也会限缩研发人员的创意想像空间。
中国官媒央视2月26日在综合频道开播一部名为《千秋诗颂》的动画片，据介绍，这是中国首部通过AI人工智能技术呈现中国水墨画风的文生视频动画，而且综合运用可控图像生成和人物动态生成等最新技术。
Sora发布后 中国弥漫AI焦虑
对此动画，央视高度重视，中宣部副部长兼央视总台长慎海雄特别出席2月23日的启播仪式，并为该台刚成立的人工智能工作室揭牌，就时间点而言，仅晚于Sora生成器发布短影片的日子不到10天，叫板意味浓厚。
不过，中国官媒新华社2月28日对比分析称，相较于Sora逼真的视觉效果，《千秋诗颂》的AI动画略显稚嫩，背景模糊、人物动作连贯性也不足，这代表中国自主研发的视频生成模型“与世界先进技术还存在一定差距”。
除了官媒关注，据人民网报道，中国国务院国资委2月19日也以“AI赋能，产业焕新”为题，召开中央企业人工智能专题推进会，将人工智能形容为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条件，要求中央企业加快布局、加快建设一批智能算力中心。
对此发展，台媒《联合报》2月23日形容，Sora冲击波已在中国烧出“四把火”，不仅中共高层、官媒热议，市场还大肆炒作所谓的“Sora概念股”，范围遍及影视、广告及动漫等多个产业链。
最受争议的是，Sora虽横空出世，目前只发布了测试短片，还未有任何上市计划，但是中国网络即已涌现Sora相关的各式教程和学习资料，而且漫天叫价，其中有中国“AI教父”之称的李一舟号称光靠卖Sora课程就赚了5000万人民币，引发争议。
澎湃新闻就痛斥，这些课程利用大众对新技术所衍生的恐慌和焦虑感来“割韭菜”敛财，尤其微博上“不学AI，短期内就会失业吗？”一度成为热搜话题，更凸显这种焦虑感。
对于Sora引发中国社会的AI焦虑感，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科技公司360创始人周鸿祎2月23日在接受《环球日报》采访时坦言，中国现在要开发出一个超过GTP4的通用大模型很难，也就是Chat GTP聊天机器人的升级版，但他认为，只要中国借鉴国外的开源成果和公开发表的论文，找对应用方向，或可于一两年内追上。
不过，这样的说法遭到不少微博网民吐槽。有人回说:“两年才抄差不多?人家早跑远了”，另有人讽刺地说:中国“一直在抄袭，一直未超越”。
中国AI“缺芯”算力落后是头号难题
在台北的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指出，数据收集、算法跟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支柱，中国在面对外国各种技术突破时，往往是由政府主导，召集科技大厂一起学习追赶。但就AI科技领域而言，这种由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虽有助于业者透过政府大量收集数据或网罗AI人才处理算法，却无助于解决中国科技产业面临美国卡脖子、难取得高端芯片的困境。
他说，以中国现行国产中低端芯片所能产生的算力，或足以建立经预先训练、能执行部分任务的基础模型，但随着AI扩及不同领域的应用发展，将需要更强的算力，此时，芯片的迭代更新和数量若落后，将成为发展软肋。
杜奕瑾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华)芯片的制裁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能发展?其实，(中国)还是能发展，但是会不会影响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跟未来产业的应用，当然答案也是肯定的。”
中国言论审查 限制生成式AI创作
另外，观察人士说，政治制度也会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全球近年积极发展人脸辨识、车牌辨识等人工智能技术时，中国政府挟其制度优势，在牺牲考虑民众隐私的情况下，提供业者海量数据，助其快速成长，甚至能出口相关用于“维稳”的技术。
但随着创意度更高的生成式AI掀起下一波热潮后，杜奕瑾说，现在是想法越自由、越多元化的团队，才能快速开发出吸睛并符合国际需求的产品。反观在中国，业者多受政府主导，也有较多顾虑和政策忌惮，其发展方向也趋向单一。
另一位台北AI专家、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研究总监杨瑞临也说，Open AI早在2015年创立时就广征人才，着手研发，并且大量购买具AI算力的图型处理器(GPU)运算大模型，累积深厚底蕴后，才自2022年以来陆续发表Chat GPT聊天机器人跟Sora等模型。
相较之下，中国的百度等大企业迟至Chat GPT公布后才急起直追，而且声称只花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做出生成式的AI大模型。他说，中国虽AI人才济济，但在体制压力下，为了追求快速达成任务，开发出的产品不扎实，有些甚至只是“套壳”，也就是，借用外商产品的底层算力来包装成自家产品。
此外，杨瑞临说，中国严格管控言论自由，更为生成式AI研发人员带来发展障碍，例如中国版的AI聊天软件，须屏蔽官方严禁的网络敏感词，因此，生成文字或影像的创意度就会受到扼杀。换言之，就算Sora自动生成视频的功能强大，在中国官方越来越紧缩的审查红线下，创意也恐受限。
杨瑞临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有多少的电视剧跟电影拍完以后，都不准上架。(就算)生成了很有创意的影带(视频)，（没有）通过审查通通不能上。它(中国)现在境内的整个社会的创意、艺术的创意都在(被)打压，这个工具就更帮不了这些人的忙。”
杨瑞临说，以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加上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颇有潜力开发出面向全球华人、独特的华语大模型，但中国专制体制不断抵销开发者的创意，也让生成式AI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志言也说，欧美国家对于AI算法的限制主要是筛除未成年人不宜的分级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不会多加干涉。
反观中国，他说，人工智能科技从一开始就被官方用来作为在城市监控群众的工具，就连TikTok(海外版抖音)等视频社交软件也很快成为官方大外宣和认知战的利器，因此，未来中国的生成式AI产业恐和西方民主国家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
在此前提下，戴志言分析，中国就算自行研发出成熟的文生视频大模型，也很难争取出口商机，因西方国家必然对该产品的资安漏洞或意识型态有所忌惮。
戴志言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说以后TikTok给你一个这样的工具，说你可以生成一些有趣的影片，结果这影片出来之后，全都是在歌功颂德、只有看到中国的好，没有看到中国有问题的地方，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大炼芯片”前车之鉴 中国科技发展多急功近利
在美国华盛顿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警告，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官方牵头，科技大厂大举投入下，恐继芯片制造之外，再次重演一窝蜂“大跃进”的乱象。
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前景渐趋严峻，可投资的新业态非常有限，例如，新能源车就是在政府大力的支持和补贴下，导致几十家厂商“窝里斗”的恶性竞争，一如前几年的“大炼芯片”，同样造成许多厂商赔钱倒闭，还浪费国家资源。
李恒青说，中国产官学界不该老是看到外国的研发成果，才次次高喊要“弯道超车”，应思考这些创新为何中国做不到。归根究柢，他说，中国式的科技研发太急功近利，缺乏长期投入基础科学的研究，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出在教育。
李恒青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现在这个孩子们(教育)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教育培训的那些机构都给它干掉，英语恨不得不要学了，中考都不考(英文)，实际上是夜郎自大，说以后全世界都要学中文，自己骗自己。”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