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选中醒来，奥巴马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一切虚假新闻平台”；“伊万卡•川普将搬入白宫，填补梅兰妮亚的空缺”；“川普任命墨西哥大毒枭、绰号矮子的古兹曼为美国缉毒局局长”……
美国大选结束几周来，网络上的相关信息依旧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一些真假可辨，有一些则模棱两可。更别提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那些混淆视听的各种“新闻”，“天主教皇支持川普”；“杀人狂魔希拉里” ……
这些后被证明为虚假信息的文章却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不仅美国人热衷传播，很多不实信息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
社交媒体的乱象
脸书和谷歌承认在他们的平台上存在散布虚假新闻的问题，并采取行动。谷歌表示将禁止传播虚假新闻的网站使用其网上广告服务，脸书称不在显示误导或非法内容的网站上刊登广告，这其中包括虚假新闻网站。
近年来靠在脸书上传播迅速走红的虚假新闻为生的保罗•霍纳(Paul Horner)对《华盛顿邮报》说：“我的网站总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转载。我觉得川普能够入主白宫都是因为我。”
位于华盛顿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1月7日发布了一份对社交媒体用户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的社交媒体用户称，他们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阅读到的信息而调整了自己在社会与政治议题上的观点。而在众多议题中，21%的社交媒体用户改变了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看法，18%称自己对唐纳德•川普的观点受到了影响。其他的议题还包括种族问题、枪支问题、同性恋权利以及移民等。
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暨总编辑萧强称，随着新应用的不断出现，以及使用人群的不断扩大，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如何是没有定论的。不论是社交媒体扩大人们的新闻来源，成为传统媒体的良好补充，或是社交媒体促使人们视角两极化，萧强说以上两种说法都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他说：“随着时间和情势的变化，所有的这些，包括过去的一些观察和结论，包括一些互相矛盾的议题，都要重新地检视。”
传统媒体的尴尬
面对民间潮水般的假新闻，主流专业媒体似乎只能望洋兴叹，不仅如此，自美国大选季以来，不论是在对两位候选人的报道上，还是大选结果与选前民调结果的反差，主流媒体的信誉和公正性都备受攻击。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纽豪斯新闻学院报纸及网络新闻的副教授史蒂夫•戴维斯(Steve Davis)指出了这样的现象：“社会上缺乏信任度。人们对政治人物缺少信任，对警察缺少信任，对媒体也缺少信任。”
戴维斯教授说，信息即是一切，准确的信息更是如此。
他说：“我觉得（分辨信息真假）越来越难了。现在如此多新闻来源的扩散，而且各种信息之间的模糊界限，从传统新闻媒体用传统方式报道的新闻，到意图良好但有党派色彩的人士推出的党派新闻，再到现在的假新闻，那些人只是想要赚钱，或是引发轰动。这一切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
也正因为如此，戴维斯教授认为新闻工作者多了一份职责，便是为大众做媒体扫盲(media literacy)，也就是如何去获得、理解以及制造媒体信息。
他说：“到了最后，消费者们也需要被带领进来。新闻消费者们需要帮助，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新闻工作者），来提供这种帮助。而媒体素养教育肯定是其中一个法子。”
尽管戴维斯教授的学生们从这一次大选中看到了人们对新闻媒体的不信任，也由此产生了对自己未来事业的忧虑，戴维斯教授却认为，人们再次对新闻产业大量关注是一个重塑信任的好机会，而关键就在于透明度。
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掀开新闻产业更多的帷幕，那会帮助我们与读者建立起更强大的信任。”
中国要网管出手
美国大选的“虚假新闻风波”也备受中国的瞩目。很多耸人听闻的所谓大选新闻在微博、微信里频现，其中有一些也被发布在中国的专业新闻媒体的平台上。
《中国数字时代》的萧强分析称，不论真假，读者、观众倾向于追捧具有耸动性和煽情性的内容，这是各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不过在他看来，中文关于美国大选信息的虚假传播，另有自己的特点。
他说：“可能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偏见，或是看热闹的心理。另一方面，反正他也不在其中，那么传播些虚假信息更不需要负责任 了。所以这个跟在美国的虚假信息传播不完全一样，但是更加添油加醋了也有可能。”
另外，他也指出，中国的新闻机构是不透明的，政府有能力控制是否传播某类信息。
11月17日，在中国浙江乌镇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呼吁对互联网进行更加严厉的管控，指出美国大选中虚假新闻的传播显示，网络世界已经变得危险且难以处理。
任贤良说，要加强对新技术、新应用的技术审查，也就是“装好刹车再上路”。
他表示，可信是互联网的根本和前提。因此，他建议称，为了增强网民对网上内容的信任，应该“建立对于网上失信的追责制度，尝试建立网上不实信息查证和更正制度，健全对网络守信典范的奖励制度，奖罚分明”。
萧强认为，中国政府将美国网络虚假新闻泛滥与中国管控网上信息混为一谈很牵强。
他说：“美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被中国政府用来作为给自己全面管控互联网信息、全面审查的一个理由或是借口，这个在我看来不完全成立。”
戴维斯教授坚定支持透明化与参与度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他说“管控”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说：“我不认为管控一定是最好的方式。自由的媒体，以及所有这些我们拥有的权利和自由，并不是关于管控的，而是公众的参与和民主进程，还有商业进程，是这些东西。”
他希望接下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包括信息消费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他强调说他不主张更多的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