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美中两国一年一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举行之际，美国国内有关如何应对中国的辩论也进入一个高潮。
许多人认为，从2009年开始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年度会议成效甚微，几近鸡肋，乏善可陈。也有许多人认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两国保持这样的沟通对话渠道对两国利益和全世界至关重要。
中美关系走向的辩论
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学者麦克尔·奥斯林6月22日发表文章，题目是：“现在是美国停止假装中国是一个伙伴的时候了。”
鉴于疑似中国黑客入侵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盗取巨量的人事信息，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咄咄逼人，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奥斯林在文章中提出，“美国早就该重新评估跟中国的关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扔掉像战略和经济对话这样的已经失败的尝试，转而采取一种更为现实和自利的立场跟中国打交道。”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著名自由派人士、金融家和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则提出了跟奥斯林截然相反的主张。索罗斯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最新一期发表长篇文章，呼吁美国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以避免世界大战。”索罗斯在文章中写道：“美国和中国在达成谅解方面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因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奥巴马总统应当把普京的俄罗斯和当今中国区别开来。俄罗斯已经用武力代替了法治，而中国虽然并不总是遵守法治，但尊重其条约义务。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需要给予坚决的抵抗，对中国则需要鼓励，需要给中国一种建设性的选择，避免中国采取军事侵略的路线。”
索罗斯观点的问题
奥斯林和索罗斯这两位著名人士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所发表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政界和外交界有关如何应对中国的大辩论双方观点。
那么，奥斯林和索罗斯两人的观点究竟是谁的更靠谱呢？
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问题专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对美国之音直言不讳地表示，索罗斯的观点显然是没有道理的。金德芳教授结合40多年美中关系发展，提出了她的意见：“我必须说，我同意麦克尔·奥斯林的意见。我不认为乔治·索罗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家，但他对中国、对地缘政治学所知甚少。我感觉，美国这边最初的观念是，假如我们鼓励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它就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至少是接受国际法，成为有些人所谓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确实是很热情地登上国际舞台，但它登上国际舞台所持的想法是，中国要为国际社会制定国际规则。假如国际规则恰巧不符合中国的需求，那么，中国就要用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国际规则来主管其决定。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索罗斯说，战争不可想象，会给双方造成极大的破坏。他这一点是说对了。战争是可怕的，会给双方造成极大的破坏。
“问题是，他提出的所谓解决办法是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但伙伴关系必须要有信任。我们已经反复看到，中国不能信任。香港信任了中国，以为中国会准许民主选举。然后，中国对什么是民主选举又作出了另外的解释。这在我看来显示了中国难以令人信任。西藏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1950年代本来有一个协议，规定西藏可以保持其生活方式。但到了1959年，中国方面对西藏说，你造反了，我们跟你意见不一致了。于是，协议就取消了。这是中国难以令人心人的另一个例证。
“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认为我们可以跟中国这样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呢？伙伴关系要有信任的基础。”
美对中国看法大转变
对当下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走向的辩论和美国对华政策过去40年来的演变，总部设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评估和战略重心的资深研究员里查德·费舍尔的看法是，这种辩论由来已久，但在过去的15年里，随着美中力量消长变化，这种辩论和演变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场辩论实际上1980年代就在华盛顿四处都能听到。在1970年代，1980年代，对中国开放的说法甚嚣尘上。那时华盛顿的人们信心满满，认为美国拥有压倒优势的力量和实力，足以抵消对中国做出让步所带来的任何后果，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于是，加大加宽与中国接触的论点就占了上风。后来美国的一系列行政当局也大致是这种思路。
“但是，在过去的15年里，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战略、军事和经济力量快速增长，有关美国对中国政策总体走向的辩论在华盛顿变得比过去激烈多了，调门也高多了。现在看来，美国发生了一种观点转变。现在声音很大的论点是主张对中国采取更为现实的立场，要注重捍卫日益受到来自中国威胁的美国安全利益。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威胁不仅是在亚太地区，而且也在世界各地。
“跟中国打交道是一回事，按照中国的条件跟中国打交道是另一回事。中国的条件是要求西方国家持续不断地对中国做出让步，而这种让步将大大削弱美国的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自由。例如，跟中国持续保持和平，需要美国牺牲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自由。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但中国要求所有希望跟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国家牺牲台湾人民。这只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做出选择的一个例子。这选择就是，与中国改善和加强经济和政治关系足以抵消中国强加给全世界的越来越大的代价？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跟中国保持和平而付出的代价是难以证明正当的，美国应当付出必要的代价来捍卫我们的利益和自由。”
美国能有什么反制措施
在美国国内有关美中关系今后的走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应当如何重新评估的辩论日趋激烈之际，美国媒体爆出中国黑客入侵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获取400万联邦政府现任和前任雇员的个人信息、尤其是敏感的安全背景调查信息的消息。用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奥斯林的话说就是，“一些人认为，美国的情报部门被入侵者掏空了窝。”
尽管奥巴马行政当局截至目前还没有就入侵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一事公开指责中国政府，但美国已经有许多人主张，美国应当认真考虑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让中国为此付出代价，否则中国不会停止这种入侵。
对于许多美国人士公开提出的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的主张，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评论：“我不知道美国能有什么反制措施。因为我不知道美国究竟有什么能力采取什么反制措施。我猜想美国可以关掉中国政府的电脑系统。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种做法可能是愚蠢的，因为这会让中国知道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然后中国就会设防，再对我们采取反制措施。这不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或许，邓小平30年前提出的告诫还有用。这就是，需要‘韬光养晦’” 。
国际评估和战略重心的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则提出了一种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对全世界的网络战是不会停止的，除非中共领导层意识到他们要为这种侵略性行动付出代价。使中共领导层迅速意识到这一点的一个途径是，欧洲国家和美国联合起来，减少在他们国家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假如欧洲国家和美国减少在他们国家的高级技术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百分之五十，中共领导层将认识到这是个问题，并且会重新评估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网络战。”
北京加入有关辩论
在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辩论日渐激烈之际，北京也加入了辩论。
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美对话为什么重要？》的署名文章，列举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诸多好处，其中包括，1）对话让双方找到并扩大了重大利益契合点，实现了互利共赢；2）对话有效管控了分歧，避免了一时一事的争端干扰中美合作大局；3）双方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合作基础。
在美中关系的基础在美国受到普遍质疑的大形势下，现在还不清楚汪洋副总理发表的这种中美关系形势大好的论点在美国究竟会有多少人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