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华盛顿与北京的政治人物不断相互指责，美中两国科学家正在积极合作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美国科学家表示，这些合作对于抗击新冠疫情和建立两国之间的互信，都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感染和免疫中心主任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日前对《金融时报》表示，他正与一个中国研究小组合作，确定冠状病毒于去年12月在武汉首次发现之前，是否在中国其它地区出现过。
流行病专家、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医生（Chenglong Liu）对美国之音表示，病毒起源的问题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仅科学家有兴趣研究，社会各阶层的人，包括政治人物都很关心。
刘成龙医生说：“但是，只有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才可以成为证据。任何无根据的猜测，指责和漫骂都不应当作为事实或证据使用。很高兴美中两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劳拉·卡恩医生（Laura H. Kahn）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她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的许多年来，美中两国一直在合作，共同应对流感等人畜共患疾病的威胁。
卡恩医生说：“这些合作努力不仅对研究和应对新出现人畜共患疾病风险方面极为重要，而且对于建立两国之间的信任也极为重要。”
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Amesh A. Adalja）对美国之音说：“努力去了解这种病毒的起源，并且弄清它可能来自什么动物宿主，我的确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为可能发生的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
科学家普遍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目前仍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肆虐，在现阶段查清导致疫情病毒的源头或者始源，并不是当务之急；因为无论病毒来自哪里，对于治疗和预防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卡恩医生说，尽管目前关于新冠病毒疫情到底是如何开始的，有很多争议；但毫无疑问，原始宿主动物是马蹄蝙蝠。中间宿主动物很可能是穿山甲。因此，“新冠病毒病（Covid-19）（中国称新冠肺炎）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这一事实对于制定减少未来溢出感染风险的政策非常重要。”
乔治城大学教授刘成龙说，病毒起源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病毒从何而来，如何跨界传播及演化的。这对新冠病毒病（Covid-19）的防控，能够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他说：“例如，远离中间宿主协助切断传播途径，病毒演化信息帮助疫苗制作等。此外，这些研究也对其他冠状病毒传播的预防起到积极作用。”
武汉的高密封实验室引发担忧，人们担心可能是实验室事故引发了大流行，因为该实验室曾经有过生物安全措施失误的历史。而且，尽管高级别安全实验室发生病毒意外泄漏的几率很小，但是安全事故是无法彻底避免的。比如，2004年萨斯病毒（SARS）就曾经在一个实验室发生过实验室内感染事故。
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Kahn）医生说：“没有任何实验室能够完全杜绝人为错误。美国当然也不能完全杜绝实验室错误。所有研究致命微生物的国家，都必须执行并遵循严格的生物安全政策和程序。”
人类进入新世纪前后的20多年以来，公共卫生安全日益成为跨国界、跨科学门类和医学领域的全球安全风险。
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将人类、动物和环境、生态系统健康联系起来，成为‘一体化健康’的方法，对于全球安全和可持续性是绝对必要的。相互透明、诚实和信任是国际合作的关键。”
在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担任研究员的卡恩医生（Laura H. Kahn），是“一体化健康倡议”（One Health Initiative）的联合创始人。
卡恩介绍说：2004年，在炭疽危机之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了题为《恐怖主义时代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报告，其中列出了七项引发担忧的生物医学实验。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支持的一项有争议的“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研究。奥巴马政府发布了暂停禁令，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取消了禁令，并允许此类研究继续进行。
卡恩医生说：“美国在这方面正在走下坡路，为给公共卫生带来巨大风险的研究大开绿灯。美中两国应该合作，共同禁止全球范围的功能增益研究。”
按照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网站的定义：所谓“功能增益” 研究，涉及旨在或预期（或实际上确实）会增加病原体可传播性或毒性的实验。这种研究由负责任的科学家进行，通常旨在增进对引发疾病的媒介、媒介和人类宿主的相互作用、以及媒介导致大流行病可能性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