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中美相互依存的尴尬

中国的人工智能到底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关专家说，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对于如何限制中国，美国处境尴尬。

据英国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统计，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的人工智能论文是24万篇，而美国是15万篇。不仅如此，从论文质量来看，根据反映学术论文质量的指标之一，即论文受到引用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论文被学术杂志上其他学术论文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美国，占据世界首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在这方面占据的份额是20.7％，超过美国的19.8％。

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在名列全球人工智能最先进的25个研究机构排行榜。

在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从2015年开始迅猛增加，两年以后的2017年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榜首。

2017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美国的警觉

如同美国对“中国制造2050”计划的警觉一样，美国也开始担忧中国人工智能的2030计划。2019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8家中国顶级信息技术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除非获得美国政府的特批。这些公司包括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等6家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人权组织和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尤其是关心新疆、西藏人权践踏问题和中国维权事务的人士普遍赞同在人工智能方面与中国合作要谨慎，甚至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国全面脱钩。

美国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Ryan Fedasiuk）说：“如果美国想要完全阻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压制性技术方面的进步，确实无法通过选择个别公司或大学或个人进行制裁这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制裁个别人和机构永远不会奏效。”

当然，美国的措施并没有止于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采购制裁。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提醒美国人工智能界要警惕中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也一再警告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注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从事高科技研究的教授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美国政府起诉了一些有中国背景的教授和学者，甚至进一步警告有关大学不要与中国大学和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合作，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顶级机构麻省理工学院。

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全面脱钩绝非解决问题的适当出路。他们认为，美中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受益者并不单单是中国，美国也从中受益。切断合作对美国有损失。

费瑞安说：“仅仅全面禁止各种合作或各种交流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其中一些项目以及美中之间的整个贸易中获益良多，我认为利大于弊。”

费瑞安表示，他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也感到担忧，但是他认为美国可以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交流和限制之间的平衡，当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认为，重要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销售产品，获得大量市场份额，能够招募一些想要离开中国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从长远来看，美国从中受益匪浅。

尴尬的人才争夺

吸引中国人才是美国人工智能界普遍的看法。《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日的一篇报道甚至把来自中国的人才称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秘密武器”。美国智库马可波罗（MarcoPolo）的研究显示：全球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59%在美国工作，其中只有20%源自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顶级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一半以上（53%）源自外国，其中37%源自中国。例如，人工智能界的名人李飞飞曾经是谷歌一个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内容是开发能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中自动识别车辆、建筑物和其他物体的技术。据《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日报道，在大约12个人的团队中，至少有五个人是中国公民。

这项研究还显示，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最大的来源是中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其中清华大学遥遥领先。这些人多数（56%）在本科毕业以后到美国继续学习，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以后，88%的中国留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只有10%返回中国。

《纽约时报》2020年6月10日的一个报道说，在2019年全球知名的一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讨论会上，有129名在中国获得本学学位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交论文，其中有54%的人在美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全部留在美国工作。

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也注意到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间谍活动。从2018年，美国开始限制到美国大学一些敏感技术专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2020年5月29日，美国总统川普发布第10043号总统公告。

费瑞安说：“我们估计了会有多少人受到第10043号总统公告的影响，我们估计每年有3000到5000名来自中国国防领域七所大学和其他一些被美国政府制裁的大学，比如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之类的学校的中国研究生。”

马可波罗智库的报告说：“政府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很自然。五角大楼通常禁止来自竞争对手国家的公民参与机密项目。中国也有在美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漫长历史。”

费瑞安说：“但是还有政策权衡问题，如果想扩大这些限制，就会开始影响或者阻止那些可能没有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或可能没有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

马可波罗智库的分析师马特·希恩（Matt Sheehan）说： “如果美国不再欢迎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北京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这也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担忧。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千人计划”等方式高薪招募的正是这些在美国获得知识的高端人才。

最大推动力：美国技术和知识

所谓源自中国的人才多数指的是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攻读更高学位的中国留学人员。如果没有美国的高端知识和技术传输，中国的这些“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够走多远？

朱松纯从2020年开始任职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他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的，之后他在美国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机构工作了将近25年。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张钹尽管是清华大学自产的专家，但是他的人工智能研究是1980年至1982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开始的。

2018年6月28日清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成立仪式，同时举行该研究院的第一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和谷歌AI中国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谷歌AI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曾经担任斯坦福大学和谷歌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的李飞飞等美国专家。

人工智能界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常能说明中国对美国技术和人才的重视。一些年前，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下研发解析度10亿像素的相机。但是美国国防部后来停止资助。研发这项技术的首席研究员大卫·布拉迪（David Brady）有一次甚至为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研究经费到网上筹集资金，结果只筹到1000美元。布拉迪筹资无门，在2016年移居中国，迅速拿到40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并且随后又拿到相当于2800万美元的资金。在中国优厚待遇和雄厚资金的支持下，布拉迪两年后成功开发出超级相机。中国警方的“天网”工程等监控项目因此大大提升了效力。据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也安装了布拉迪研制成功的监控摄像机。

费瑞安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自己国内的进步和改进。但是他同时也承认，很多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由以前在美国工作过的人组建的。

费瑞安说：“或许最著名的例子是吴恩达（Andrew Ng），他曾经是谷歌人工智能研究的负责人，他去了百度。”

吴恩达2011年在谷歌创建了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大脑”。2014年他离开谷歌，加入百度，担任百度首席科学家。他同时负责百度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叫做“百度大脑”，就连名字都和他原来的“谷歌大脑”相似。

费瑞安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我自己对向中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相关系统和设备的公司的调查中，好像的确有许多员工以前曾经在西方公司工作过，所以总的来说许多用于生产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在知识是在美国产生的，或者可能这些工作人员中的许多人在美国、英国或日本或者其他地方接受过教育，然后最后再回到中国。”
2022年1月31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布由院长王辑思策划的定期研究简报，题为《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这份报告认为，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美技术脱钩将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虽然脱钩将给两国都带来损失，但中国的损失可能更大。不过，这份报告发布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删除。

未来的思辨

美国政府制裁这些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公司向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行动提供了设备和技术。但是根据自由之家最新的全球自由指数显示，在21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自由指数倒数第14；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倒数第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权状况恶劣是常态，对人权的践踏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只是因为那些中国企业参与了新疆的镇压而制裁它们，参与中国其他地区践踏人权行动的企业就不该受到制裁吗？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Joel Wuthnow）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有实际的商业应用。他说(ACT 7)：“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共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是国家实力的来源，如果能发展一家公司，可以在销售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方面拥有竞争优势。所以……我认为商业、执法和军事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

但是美国应该如何区分和应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呢？

费瑞安说：“美国是世界的磁石，因此我们基本上创建和维持科技公司，并通过能够营造协作环境并利用世界各地取得的创新和突破的最佳成就，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导者，然后使它们塑造成总部位于美国的产品、初创公司和公司，最终遵守美国法律，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市场原则和民主价值观。”

双边交流和贸易可以最终推动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这种说法已经说了四十多年。正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四十多年的双边交往，才造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也造就了美国目前的头号对手和潜在敌国，其中的利弊究竟如何平衡呢？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表的一报告（《中国的人工智能-监控合为一股》）建议设立全球标准和规则，确保人工智能使用符合道德规范。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西方的道德规范是一致的吗？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不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先例来看，即使在人工智能领域制定了标准和道德规范，中国会遵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