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7月29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胡佛研究所的线上讨论中，与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对谈，讨论美国在当前的新冠疫情和民众抗议浪潮中，如何应对全球挑战。
科顿参议员指出，美国应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尤其是那些与当前疫情以及与安全和健康相关的产品，比方说医学用品，药物，口罩，和其他防护性设备。”
科顿还表示，其他行业同样也不能再依靠中国，“比方说下一代通讯设备，先进电脑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所以，的确需要打破对中国生产链的依赖，很多生产线我们需要带回美国……我们不能依赖任何国家。历史是一清二楚的，疫情当前，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无偿放弃自己的关键产品。”
美国托列多商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张欣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产业链上跟中国脱钩，意图的确存在，但是实施起来却不太容易。”
张欣说，他从事过价值链研究，价值链、产业链盘根错节，相互依赖。他指出：“苹果公司五年前就想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再做几个装配线，但是做不成。这牵涉到当地装配和供应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难于一蹴而就。”
彭博新闻社不久前刊载名为“认为与中国脱钩太困难吗？再想想”的文章说，美国企业要开发新的供应链条，或者建立新的消费群体，需要花费时间，“不过，中国方面同样需要花费时间来另起炉灶。”
该文说，中国曾经被以为是美国企业的希望之地，是利润丰厚、不可或缺的未来市场；但是，随着美中关系紧张升级，全美的首席执行官都在面对一个几年前不可想象的现实，“这就是，中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实现利润和进行制造的可靠来源。”
科顿参议员还说，并不是说美国在制造上完全不能依靠别人，“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与盟友合作。药品方面，日本，意大利，丹麦，奥地利等，都是友好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一方面把重点放在国内，另一方面就是与友好国家交易，而不是与企图取代我们的国家交易。”
彭博新闻社的文章说，一些公司已经成功找到了中国的替代。例如，尽管苹果公司仍然严重依赖中国工厂生产iPhone，但三星电子现在在越南生产的智能手机占了一半以上。
此外，运动服公司阿迪达斯也已将它在中国制造的鞋类产品的比例，从2010年的39％大幅降低至2019年的16％；与此同时，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生产比例，从2010年的53％跃升至去年的71％。
该文章说，事实上，中共也一直为摆脱对西方的依存而架桥铺路，“北京的决心甚至还更大。中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核心要素，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到补贴丰厚、政府主导的工业计划等，部分目的就是要减少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没有理由相信这种趋势会逆转。”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不久前在“准备美中脱钩”的文章中指出，对西方而言，新冠病毒加速了这一过程，因为它为重塑战略物资生产提供了合理性。
该文指出：“例如，日本刚刚拨出22亿美元，以帮助把生产线从中国转走。新冠大流行也直接和间接地在中美之间本已很长的摩擦清单中，再添冲突，这包括从新冠病毒的责任问题，到北京一意孤行结束香港的一国两制在内。”
托列多大学荣退经济学教授张欣对美国之音说：“重塑生产线需要花费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对于商人来说，经济成本的增加如果在可控范围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需要翻番的话，就难于接受了。”
张欣还指出，就美国本土而言，小企业思维和小企业精神已经被忽略了很长时间；那种随时可以掉头改变生产的精神正在丧失。他举例说，他曾经居住的俄亥俄州托列多市，历史上是世界玻璃中心，被喻为“玻璃城”。当这座城市打算在博物馆设立一个玻璃厅的时候，有几扇门需要使用厚重的玻璃制造。但是，这样的玻璃美国早就不生产了，最后是从中国定制，运到托列多来纪念这座美国的玻璃城，“相当有讽刺意味”。
张欣说，虽然产业调整会增加很多成本，也需要进行政治和经济的权衡，但是，“美国制造业应该重振。否则的话，长期依靠国外，美国损失的不单是制造的能力，更是它的整个中小企业和相关的企业家阶层。”
《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说，事实上，美中脱钩置身于“去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而去全球化已经发生了不止十年：国际贸易在新冠流行之前已陷停滞；2018年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2007年的顶峰时期减少了70%；美中关系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针锋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