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Marketplace记者童致刚在上海报道的经历，不仅让他更了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也让他得以深入探究家族五代人在漫长而颠簸的全球化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悲欢浮沉。他以一个记者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的近代史怎样在他的家族中演绎，一段段小人物的经历又如何串起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
童致刚：很多故事都是从离家远行开始的。我曾祖父生在童村，是苏北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他得到一个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那里他接触到一个地下组织，就是“同盟会”。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都参加了。我曾祖父成为其中的一员，将一些重要的思想从海外带回来，播撒在中国的土壤上。
我也了解了很多有关我外祖母的故事。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1911年她8岁，家人让她不再缠足，把她送到一个美国女传教士开设的寄宿学校。她是合唱队的钢琴伴奏，他们学英语文学和古典音乐。很多女性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早期的互动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启蒙阶段。
卡拉：你在书中说，我们需要把历史向前翻100年，到19世纪，才能理解中国怎样发展到今天。你家族的故事是如何帮你解释这个观点的？
童致刚：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很长的故事，我祖辈的经历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曾祖父生活在一个没有全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很多文学、音乐、经济上的思想，以及全球化的概念进入中国。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起步比较晚。那是一个在中国播撒种子的时期，我在书中论证的观点是，那时和现在仍有关联。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延续性，与重大事件决定历史的观点不同。
卡拉：能给我们讲讲你的叔叔和表弟的故事吗？
童致刚：我在书中讲了我叔叔扭转自己命运的故事。他是我父亲的弟弟。他人生前30年历尽苦难。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我叔叔还很年轻，政治背景也不好，因为他与海外中国人有联系，所以他的罪名是“海外关系”。这也让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饱受折磨，他被送去下乡十年，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时期他吃了很多苦，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上台，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叔叔和很多中国学生参加了这个考试，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于是他成为一名教授，有了房子，还成为出口公司的顾问。他人生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扭转命运的很好例子，这也是中国扭转命运的故事的一部分。我想这帮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在的处境。在人们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我想如果能理解其中的背景，成功背后的苦难和挫败，就会对中国的现状有更全面的看法。
卡拉：那我们聊聊现状，你写到你表弟的故事，他在通用汽车工作，开一辆别克。在我看来他的生活和这个年纪的美国人生活没什么区别，你看到什么不同之处吗？
童致刚：我表弟，在美国人眼里，他是偷走美国汽车业工作的中国人。他是中层管理人员，也算蓝领，也算白领。从表象看，他的生活非常好，他是中国“自我”的一代。他的笔记本电脑比我高级，还有一个很炫的数码单反相机，这我都没有。他开一辆高级别克车，在中国这代表很多社交货币。一切看起来都挺好。但与美国生活状况不同的是，他在婚姻市场上没什么竞争力。中国的婚姻市场上，有房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国的房价和收入相比，要比在美国贵很多。他告诉我，靠他的工资，他永远不可能买自己的房子。工厂里，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因为他有房子。这概括了很多现代中国社会的现象。另外，他和父母的关系中有很多压力和焦虑。他在独生子女时代出生，没有兄弟姐妹，家长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他身上。他们会关心他怎么还不结婚，这不需要直说。他的工作还可以，但人们公开讨论工资，谁挣多少钱。他的工资属于中等或偏下，所以根据传统标准，在他父母眼里，他还不够好。外人很难理解，听起来让人很难过。我问他，这不会让你难过吗？他只是说，没有办法。很多中国人在讲到人生中的不顺时，都会说，没有办法。
卡拉：你提到当你收集资料时，一些亲戚并不是非常配合？他们不希望你讲一些所谓的不光彩的故事。为什么？
童致刚：我认为羞愧感是中国社会一股强大的力量，比重力和贪婪更强大，避免丢脸非常重要。我书中最难写的一个人物是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政治犯。他被判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了通敌罪。他曾经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你走到哪，这都是犯忌讳的，谈起来非常难为情、很尴尬。一开始，我母亲跟我说，不想把这一段写进书里。她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事。然后我开始了解关于这段历史和我外祖父的更多事情，我了解到，他为政府工作，帮助保证人民温饱。于是他的错误就不那么绝对了。我知道当时他是为了回到家乡，在他父亲和兄弟去世后，帮助照看他的母亲和嫂子，还有孩子。这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这是一个需要判断力的决定，他做出了最差的决定，这是个悲剧。他最终被送到西北的劳改营，在那里去世了。我去过那里的一个办公室，他们有当时罪犯的资料。工作人员没有找到我外祖父的资料，然后她跟我说，我建议你到劳改营旧址上，去一个集体墓地，盛一些土，把它带回去埋葬了，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纪念。很多中国家庭就是这么做的。于是我们盛了那里的土，把它带回休斯敦，埋葬在我外祖母墓地旁，这样她的丈夫就像和她在一起一样。
卡拉：你在书中说你经常走在上海外滩，看着黄浦江，你看着江对岸。这两岸非常不同，浦东全都是摩天大楼。
童致刚：就像太空。
卡拉：对。但在另一边，这里的建筑都至少几十年历史了。
童致刚：可能有一百年了。
卡拉：你站在外滩，看着对岸的时候，在想什么？
童致刚：外滩的历史遗迹让我理解了上海如何走到今天。这些殖民时代的建筑，很多都是欧洲帝国建造的。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尴尬的阶段。其中一个建筑让我印象深刻，是一个有穹顶的建筑。那曾经是汇丰银行在这里的总部。如今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大楼。走进去之后，非常漂亮，你仰望穹顶，上面是马赛克拼出的图案。环顾一周，这些是汇丰银行当时在世界各地的支行。这是全球化早期的故事，上海是其中一部分，它曾经是东方的巴黎。然后共产党来了，他们决定要把这段历史掩盖起来。一个建筑师提出，我们不要凿毁这件艺术品，我们用石膏把它封存。也就是说，当重见天日的时机到来，他们可以拆下石膏，将以前的历史重新展现。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这也是我和很多其他中国家庭的故事。有很多故事被历史和羞愧感掩盖住了，但它们就在表层之下，等待人们聆听。
童致刚生于美国纽约州波基普西，毕业于乔治城大学。2004年他加入美国广播媒体Marketplace，2006年在上海成立分社并于2006-2010年担任上海分社社长。他曾赴中国、缅甸、伊拉克等十余个国家，重点报道能源、环境、自然资源和全球经济等方面的新闻。他的新书“A Village with My Name: A Family History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于2017年出版。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