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萧雨： 那时候你还说你知道红线在哪里。
成蕾：哈哈哈哈，太搞笑了！应该给我写在我的墓碑上——她知道个屁！
解说：2026年8月，美国之音记者萧雨敲开了澳籍华裔记者成蕾在墨尔本的家门。
10岁那年，成蕾随家人移民澳大利亚；14岁那年，她站在墨尔本街头，和许多人一起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
然而，成年后，接受西方教育、拥有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她，却主动回到中国，进入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宣传机器，成为央视的一名新闻主播。
直到有一天，这台机器也把她自己吞了进去。
2020年，成蕾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带走，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失去自由三年多。那段日子里，她不再是成蕾，只是一个编号“03”的囚徒。
如今，重获自由的成蕾回到墨尔本，重新过起了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的普通生活。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小事，已经有了不同的意义。
成蕾： 分分钟都有吧。我有一个癖好，就是爱晒衣服。每次那种阳光明媚，然后又有清风的时候……
因为在看守所，那个衣服要不就是放在地上，要不就放在床板上晾的，所以永远得不到阳光的亲吻。而且早上都有纪律，要把衣服都收起来，哪怕还是潮的。
所以我们就会把袜子和内裤都套在手上，走来走去地这样晃悠着，像“干衣舞”一样的。
相比起来，能够在澳洲的阳光下晒个衣服……而且我觉得洗衣服、晒衣服、收衣服、叠衣服，都给人一种，就像生活的一个比喻一样，我可以把事情搞干净、搞整齐。虽然生活都是一地鸡毛，尤其我现在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
1989和”反贼”父亲
解说： 成蕾出生于湖南，10岁时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因家庭出身，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过磨难。1989年，14岁的成蕾曾在墨尔本街头声援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然而成年后，她却选择回到中国发展事业。
成蕾： 我爸爸是访问学者，而且属于来自非常非常不好的……要说那个时候分家庭出身的话，我爸爸妈妈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所以无论是土改、自然灾害，还有文革，都是受了很多很多苦的。所以要出来，或者是要获得自由的这个心，是不难理解的。
我的爷爷曾经是国民党的政府里面有过职位。我奶奶也蹲过监狱，也被关押、被毒打，被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折磨。
我妈妈是物理老师，我爸爸是科学家。我爸爸一直就是非常地……怎么说，非常厌恶共产党所做的很多事情。
我爸爸从小是“愤青”，后来年纪大了，就成“愤老”了。“老反贼”，“反贼”是新词了。
从小我爸爸也很喜欢谈时事。所以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有很多无论是大陆来的朋友，还是新认识的东南亚的朋友、台湾的朋友，他们都喜欢在一起谈时事。
1989年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画了海报，希望大家都去参加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
六四之后，我们去纪念。我当时非常为之动容的是，白人也好，黑人也好，棕人也好，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是非常悲惨的。
我当时也是的确觉得非常地悲痛，而且很愤怒、很无奈。之前我们每天回到家，就冲到电视机面前看新闻，也是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自由，能有更多的公平。
解说： 1992年，大学一年级的成蕾结识了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北京男友。那年年底，她第一次随男友返回中国。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一张游客照，让父亲勃然大怒。
成蕾： 我觉得从1989年到我回国的2000年底，其实中国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在1992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也是后来成为了第一个丈夫。他是北京人。
92年底我第一次回国，跟他一起去看。我记得在天安门广场拍了一张游客照，后面是毛泽东的头像。
然后回家，我爸就勃然大怒，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
然后我就很……自己也觉得很困惑。我怎么当时没有这样，怎么没想呢？怎么没想这是开枪的地方呢？怎么就在那儿还蹦蹦跳跳的？那个时候天安门广场去那儿还挺容易的，也不用查什么身份，也感觉没什么便衣警察。
我们在那儿就好像现在去中国“极致中国化”（Chinamaxxing）的游客一样的。哇，好好玩啊，好多人啊，好大的广场啊！
1995、1996年又回去过，1998年又回去过，1998年在北京结的婚。
都觉得看到了一个变化中的中国，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去，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也是挺受这种环境或者这种正能量鼓舞的吧。
我看到的是到处都在建房，因为开始有商品房出售。然后每个人都可能眼睛里面都在闪着人民币，都在想怎么赚钱、怎么买房。
而且那个时候天天谈的都是跟国际接轨，天天谈的都是入世了。甚至那个时候，海归还是比较吃香的时候。
“我一直都知道，它是党的宣传喉舌”
解说： 大学毕业后，成蕾在澳大利亚做了约五年会计师。2000年底，一份中澳合资物流企业的工作将她带回中国。此后，她转入新闻行业，成为央视英语财经频道的主播。她说，自己始终知道央视的政治属性，却以为英语频道拥有更多的专业空间。
成蕾： 我一直都知道，它是党的宣传喉舌。
但是我一直，也许是错误地认为，英语频道这边受的管制比较少，而且在那儿的人也是比较国际化的视野。
我觉得我在那里做事情，一个是管得少，还一个也是能够施展出我的能力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中国对外的外宣也是有过想要更加开放的……因为你要跟国际接轨，你必须要守他们的规则，对吧？你自己天天在那儿说社会主义好、中国好，这是没有人信的。那你必须客观。所以有过这么一些苗头，有过这么一些时光。但是后来就越来越成了一个夸中国的媒体。
我觉得我没有在镜头前说过言不由衷的话。因为我在那儿也是外国专家嘛，所以我有改稿的职责。然后我会把它这些有个人崇拜的，把习近平的名字去掉。
回过头来看，我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自己在那个国家机器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了他们的帮凶。但是我也会想到，我也做了很多客观的，并不是他们所想看到的报道。我也曾经认为，我在体制内其实是能够帮助它进步，或者起码是不要更差。无论是从采访更多、更广的嘉宾，还是从问一些比较挑战性的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对啊，太天真了！想到国安看守所，或者是国安监视居住的时候，那肯定是恨死自己了，恨死一切，恨新闻业。
我记得我爸当时托人给我买了一本杨澜的《提问》什么的书。我后来跟我爸说，不要给我买任何跟新闻有关的东西。我爸很喜欢杨澜，我很不喜欢杨澜，我觉得她很假。
至于我爸怎么看我去央视，我觉得他一直是不看好我的吧，我认为，我也不知道。一直到最后，我也觉得他是有很复杂的这种心情的。包括他给我的最后一个微信上的信息是说，共产党是邪教，赶紧离开吧，回澳大利亚来。
然后我说，我会的爸爸，等女儿小学毕业了就去。
那是2020年。
“她知道个屁！”
解说： 2020年8月，成蕾在北京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带走。此前，她从未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她甚至自认为熟悉北京的政治环境，知道哪些红线不能碰。
成蕾： 没有，完全没有！
我觉得我那时候认为我自己可牛逼了！（笑）就是觉得自己左右逢源，然后很了解整个北京的状况，也认识很多人，经常出入各种大使馆的活动，还自己挺美的呢，挺安全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有非政治的领域吗？现在没有非政治的领域了。
那时候还说知道红线在哪里，哈哈哈哈，太搞笑了！应该给我写在我的墓碑上——她知道个屁！
我当时肯定是逐渐意识到的呀。就包括我被抓的时候，我还认为……他们让我把水电给关了，我说，哦，没事，我经常两个星期度假都不关的。那警官估计心里想，这傻冒！
解说： 被带走那天，成蕾正在生病。领导和同事突然接连打电话，让她去央视总部大楼开会。她以为只是讨论一档新节目的构想。
成蕾： 我那天其实是生病，在这种被病痛折磨的时候，突然发现领导、各种同事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大裤衩”。
我就赶紧去了。然后让我去一个会议室，说是跟我们频道的主任谈我当时一个新的节目的想法。
然后一推开门，那个阵势就不对。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什么北京市国家公安局，啊不是，国家安全局。然后通知你，是什么收买啊，还是什么非法提供情报给外国机构，然后让你配合调查。
我的领导当时还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就是好好说清楚，应该没事。我心里还觉得，好吧，那就这样。然后他们就把我的包和手机都拿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一个人的时候，随时都有两个女警官跟着。
然后就去了车库他们的车里，开到了我的小区的地库。那边的物业经理出来接待他们，我就知道他们提前都打好招呼了。去我的公寓搜了五个小时，拿走了很多的文件和我所有的电子产品。
然后就给我戴上了眼罩，两个警官跟着我坐在车的后面。蒙着眼睛就开车去了一个地方。我当时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南路47号，也就是国安看守所。
然后去了一个好像是南106室，是一个监室。那就是后来我住了六个月的房间。它是一个大概四米乘四米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没有门的浴室，墙都是人造革软包的。里面除了一个凳子和一个单人床，什么都没有。隔壁就是他们提审我的地方。
按说我后来听说，在《刑事法》里面这是不允许的。所谓的这个指定监视居住，监视居住应该不是在办案场所一起的。但是这都是他们的规定。
他们从4月底就开始监视我了。
失去自由的日子
解说： 成蕾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她说，每天必须端坐13个小时，没有时钟、没有日历，也无法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看守她的保安同样受到严格管束。
成蕾： 每天要13个小时坐着，这样好好坐着。有时候要站起来，就说“报告”，站起来，然后“报告，去洗手间”。
那两个警官，其实是保安了。因为保安和警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警官是体制内的，保安都是临时工。我听说都是河南的技校的，可能一个月3000块钱吧。
他们还得戴着口罩，他们的纪律也非常的严格，不能用我那个监室里面的厕所，哪怕是拉肚子都不能用。有一个人有一天要拉肚子，就只好拉在裤子里，站在我面前。这是极不人道的。我觉得监视居住本身就不人道，然后让这些保安去看着这些人，也是不人道。
我觉得做记者一般都是属于同理心比较多的吧，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去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报道呢？而且我也是比较天生心软，我看不得人受苦。
那时候我自己的境遇呢？极度的孤独吧。然后很……怎么说，完全蒙了，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时钟、没有日历，窗户基本上都是关的。
但是后来在澳大利亚使馆的申请下，每天给我开15分钟。但是是最顶上的那一溜小窗户。而且还特别大地，做成好像很大的一个恩赐的这么一个动作，把那个窗帘唰的一下打开，然后溜到里边去，再站在凳子上，把那上面的小窗户开一点点。根本就感觉不到什么新鲜空气。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过的所有的，比起我的室友们，中国公民的室友们，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比起有特权的中国室友们来说，又是差很多了。比如说他们有的三个月、四个月的，就因为关系硬，就出来了，或者结束了。或者有的是在宾馆里的，那真的是有点像软禁的。他那个警官只是坐在他房间另外一个地方的沙发上，不是这样近距离地看着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以为是抓到了什么“大鱼”，觉得要用这种摧残我的心理的手法，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什么非常大的料吧。
我每次想起这个，就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他们肯定非常地懊恼而失望：这都什么呀！
我知道监居的上限是六个月。但是我想象的刑期那就不知道了。我以为无期，对吧？或者是什么15年、20年这些，谁知道啊？因为在里面都是蒙在鼓里，而且国安的事情都是判得非常狠的。
“我觉得自己不想活了”
解说： 与外界隔绝的日子里，成蕾逐渐陷入精神危机。2020年10月底，她的情绪跌入谷底，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最终，让她坚持下去的是对家人的牵挂。
成蕾： 每天有太多的时间想，醒着的这个13、14个小时，另外睡也根本就睡不踏实，失眠很多，或者是惊醒，或者是哭醒。一开始可能是一团糟，从害怕到极度的慌张，然后到不解，这种所有能够有的负面的情绪都过了一遍。
解说： 在漫长的孤独中，成蕾努力寻找保持理智的方法。她给自己设定每天的目标，背诵诗词，读书，甚至在脑海里写小说。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接触，也成了珍贵的慰藉。
成蕾： 等这个提审慢慢地减少，再通过使馆的探视，也知道了一点点外面的消息之后，慢慢就开始给自己每天定目标。要不就是我今天要背《葬花吟》，或者是我今天要看这本书。
但是呢，我得省着看，我只能看80页。我要把里边写得好的句子，都要在脑子里面玩味。等到没有书的时候呢，我就只能坐在这儿脑子想，我今天要写一个短篇小说，在脑子里面像打字一样的。然后就会从任何一点点的细节中去获得灵感，获得这种灵魂的支撑和粮食，因为人是极度匮乏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般都是一个中年的男医生，偶尔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他每天会来两次量血压。我每次量血压的时候，我都特别特别地享受，因为这是一个人碰到了我。
他烫着头，我说烫着头挺好看。包括我早上起来都会跟保安们说早上好。我觉得无论我自己怎么样，当我能够还做原来的自己，礼貌的、友好的、有幽默感的自己的时候，还是对自己有一种正面的启发的。
在差不多10月底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谷底。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一片黑暗，而且就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家人，因为他们知道的可能比我还少。
所以恨自己，后悔，脑子里面全是噪音，睡着醒的时候都在哭。而且就是觉得自己不想活了，给自己一个解脱的这么一个幻想。
就想这么一个数学题，或者说是物理题吧，就是我的头、我的身体的重量，要以什么样的速度重击到地上的浴室，地上的瓷砖。因为那是唯一整个房间唯一硬的东西。它那个淋浴也是一个橡皮管子，而且那个开关是镶在墙里面的，你不可能拿到任何金属的东西。勺子是一个非常小而柔软的，所以不可能让你用筷子，就是防止你有这种自杀或者说是伤害，包括那个墙都是软的嘛。所以我就想着……想起来能够结束，就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还是有家人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或者是见到他们了，他们还会认我这个妈妈吗？所以有时候收到他们的信，就会莫名地欣慰，因为他们还爱我。
“它想让你有罪 你就会有罪的”
解说： 成蕾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她说，案件的核心，是2020年中国两会期间，她提前向一名彭博社记者透露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两项经济指标。她认为，这些信息在正式解禁前七分钟发出，最终成为定罪依据。
成蕾： 就是《总理工作报告》，每年两会的主要文件。平常以前的财经，其实是很晚才获得这个报告的，我们就是谈跟财经有关的一些数据什么的。但那一年呢，可能是因为领导“器重我”，让我跟时事新闻的一个主播，两个人一起主持那一年的两会开幕。所以为了我们准备，就提前给我们这个报告。
我当时在化妆间的时候，我的同事拿过来给我的。我当时在化妆，然后我也没仔细看是谁，因为就是一个小姑娘递给我。但是后来到庭审的时候，他们就说她的证词说，她告诉我这是机要文件。这完全不是真实的，她没有这样跟我说。
我看那个以后，我当时还跟化妆师也说，也跟当时在这个化妆间等待的两个嘉宾也说了这个报告。我问当时欧盟商会的会长伍德克（Joerg Wuttke），我说你要看吗？他说早看过了。我就给应该是北大吧，姚洋教授，我说你要看吗？他说好，他就看了一会儿。
然后我把中间的两个信息告诉了在彭博（新闻社）的范若伊。英语的八个字就是，没有增长目标，然后我就说清楚了是GDP，完了就是900万就业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的全部罪名。
而且他们到一年以后，我已经被抓了一年以后，检察官说，你们这个没有保密局，你怎么说这个是解禁？什么时候解禁呢？什么时候解密呢？然后就让保密局又出了一个文件，说这是7点半解禁。我发信息的时候是7点23。
就是七分钟的时间。
当时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是在我的公寓的一堆文件里面找到的。我因为好久没有收拾我的桌子了，所以还有包括什么好早以前的宣传通知，都在我桌上，他们就拿了一些文件。
所以我的脑子也会不停地回到那个时候，如果我更加地注重整洁，把那个文件丢了呢？那会不会是一个别的文件？
我想象的就是，任何在中国跟信息打交道的人，都像是牛在吃草一样的。以前你是知道这个电网在哪里的，现在电网是隐藏的，是随时可以设立起来的，也是在不断地变大的这么一个面积的。所以任何跟信息打交道的，无论你是咨询公司的，或者是媒体的，那肯定是重灾区，或者是政客，或者是外交人员、公务员，这都有可能触电。
即使没有那件事情，也许也不能幸免。绝对的。它想让你有罪，你就会有罪的。
看守所
解说： 在看守所里，成蕾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了编号21003的囚犯。失去自由，也失去了曾经用来定义自己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她却在极度闭塞的环境中，开始寻找新的乐趣。
成蕾： 只有更难受，没有最难受。每天也没有隐私，打发每天无尽的时光，就是极度的闭塞，什么都不知道。对于我这种平常都是对新闻比较上瘾的人来说，是很难受。所以以前我会专门问使馆的这些领事们，能不能够专门给我念一部分国际新闻。因为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那肯定都不是真的新闻。
那时候我已经不是成蕾了，我的编号是21003。所以每次一听到03，我就一激灵，因为99%的时间都没什么好事。
“03，你干嘛抱她？”
“03，别唱歌！”
“03，你高兴什么呀？”
有五个摄像头，还有一个对讲机。我们比如说睡午觉的时候要起来上厕所，要按一下对讲机，一直到对方，等于你让他们来看这个监控，然后你才能去厕所。
我觉得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地认识你自己，或者认识人性。比如说以前我有什么妆容啊、发型啊、配饰啊、服装啊，还有职位啊来定义我。但在那个里面，你能够想到的、你能够展示的善意，你能够做出的小创意，这些才是一个谁也拿不走的你。
所以当我用奶粉袋子，再加上地暖，再加上我们的奶粉调成糊糊，成功地做成了软奶酪的时候，我是蛮自豪的。然后也把这个技术传给了我的室友们。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的这种千篇一律，唯一打败它的就是人的无尽的创意。
虽然我们的材料有限，但是人的脑力是无穷无尽的。还酿出了苹果酒。我把当时能够买到的一根头发的皮筋，绑在我那个饭盒的盖子上，能拨出《两只老虎》来，或者能拨出《铃儿响叮当》的一点旋律来。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有一点“我赢了”的感觉。
后来就各种的，比如说教了她们60首英语歌曲，每天都会想出各种英语对话来教她们，英语游戏，还有玩成语接龙、玩哑谜，学字典上的冷知识。就是学习小组吧。
比在“监居”的时候心态上好一万倍！有人跟人的这种接触。
解说：2022年3月31日，被拘近20个月后，成蕾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闭门审讯。她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未被允许进入法院旁听。
因为这个事情是完全地封闭的，没有人能够来参加你的庭审。
我是被抓了九个月以后才第一次见到律师，都已经录了各种认罪的视频了。然后我的这个辩护律师还需要把他的辩护意见给检察官看。所以没有透明的媒体，没有透明的司法程序，也没有任何的监管，你怎么可能让人信服呢？
“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敢相信真的要自由了”
解说： 成蕾被拘押期间，正值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陷入低谷。她认为自己成了两国政治博弈中的一颗棋子。2023年10月，经过三年多的羁押，她终于获释。然而，直到真正离开中国，她仍不敢相信自己能够重获自由。
成蕾： 我觉得是的，我是大国博弈中的一颗棋子。
因为当时澳大利亚单方面地要求疫情的溯源，让中国是非常地愤怒。所以马上就开始对在华的澳大利亚人进行监视和各种贸易的制裁，而且关系可以说是跌到冰点。按照当时驻华澳大利亚大使的话来说，他们不接我们电话。
其实刑期是10月7号到期的，但是当时说因为刑期判得太 “短”，所以要“高法”来确认。
当时又是国庆，所以就耽搁了三天，让我住在顺义的一个酒店里，跟十几个警官一起，都是如临大敌地看着我，生怕这个事情走漏了风声。当时条件就是，如果这个事漏出去了的话，那就不放我了。
一直不到最后一刻，都还不敢去相信我真的要自由了，真的要回家了。在那样一个状态，希望是很危险的。甚至我每天都是想象着更坏的、最坏的事情，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护自己一种很平静的心态。
所以从判刑那一天一直到真正地登上了国航的飞机，真正获得自由的那一段时间，我基本上都睡不着。按说应该是狂喜，但是我更多地想的是，万一这个事情如果黄了，那得是多大的打击。所以一直拼命地，一方面是很难不去憧憬这种自由的美好，一方面是要狠狠地提醒自己不要高兴得太早。
解说：2023年10月11日，成蕾抵达墨尔本。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机场迎接。
见到了孩子们，应该是各种惊呼吧。“宝贝们，好大了！”又笑又哭又在叫。很多人都问过我当时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个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吧。
“能够痛，能够爱，都是自由的一部分”
解说： 重返澳大利亚后，成蕾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如果能够回到2000年，面对那个即将登上飞机，满怀憧憬前往中国打拼一番的自己，她有许多话想说。
成蕾： 我会跟她说，不要那么天真，不要那么轻信，要多了解，多质问一下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如果问我，还会不会让她登上那架去中国的飞机，这个事情很难说。因为到现在，我也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感激我碰到的这一场劫难吧。
就是怎么说，作为一个母亲，我是一万个不愿意的。但是也许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告，人生给我巨大的警告，让我掉头。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你想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多以前的所谓的朋友都不再是朋友了。有很长一段的我的职业生涯，我都会以非常质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它。
但是通过它，我对于无论是中国的政权，或者是中国人受的苦，和那么多不被人所知道的这些……怎么说，阴暗面……
而且因此我认识的很多同道人，这些也是财富。我获得了很多普通人的善意。我也变得更坚强，更加珍惜生活和自由。
比如这几天我重感冒，很难受，但是我就会提醒自己，我太幸福了，我还能够感受到痛。而且我儿子也感冒，发烧很厉害。我坐在他房间，能够拍着他，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觉得特别幸福。
能够痛，能够爱，都是自由的一部分。
“我现在非常努力地踢好下半场”
解说： 三年多的牢狱经历改变了成蕾的人生，也改变了她看待自由和责任的方式。她说，自己如今与中国几乎没有了现实利益上的牵连，反而获得了为那些无法自由表达的人发声的机会。
成蕾： 我天天都在践行“对得起自由”这句话。因为我已经……怎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这种一无所有，也带给我一种轻松和自由。而很多很多人，只要是国内有朋友、有职业、有投资，有很多联系的，其实都是很多事情不敢说的。尤其是在现在出入境管理更严的今天。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我可以帮很多人发声。
我也意识到，其实可能有很多人都觉得我是活该的。
首先去加入了这个党的喉舌，然后还甚至会把我想到以前还跟他主持过节目的芮成钢，想到也是给我贴上“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标签。
或者是觉得我不是称职的妈妈，对吧？我自己的事情给孩子们带来了这样大的伤害。
因为这些也都在网上各种评论都看见过，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水军的。
我也是一个很会自我批评的人，所以他们能想到的，我也都想到过。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教给我一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踢足球，上半场输得很惨，但是到中场的时候，教练就会说，上半场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就把下半场当作这场比赛的开始。有的时候下半场，我们就可能会进球。上半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整场输了。
所以，我现在在非常努力地踢好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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