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执业的美国跨国商业律师文鲁彬，放弃丰厚的年薪与美国籍，变成一位用法律来保护台湾生态环境的环保人士，归化成为中华民国国民。他用自己的财富成立了台湾蛮野心足生态协会，一个以法律行动来支持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十多年来持续在台湾各种环保议题与抗争事件中奔走。
位于台湾新北市土城的刘老师自然教室，是一片亲近自然的田野，有亲子种植的菜园，及各种植物。文鲁彬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因为2007年这里发生的抗议事件, 自然教室的负责人刘丽兰对文鲁彬当年的帮忙记忆犹新。
刘丽兰说：“就是因为他来，我们这个议题才整个浮出来的。”
原来在自然教室之前，这里是台湾军方的土城弹药库所在地，后来弹药库搬迁，地方政治人物及商业团体倡议把看守所搬到此处，借以大兴土木开发这片土地。
刘丽兰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环山的浅山系，所以这边的生态还很完整，因为有个浅山又有个湿地，所以很完整，那么这么完整的地方来开发的话其实不好，那他们就是假借看守所的搬迁想要来开发这块土地，那时候我们在地居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我们大家就四处求救。”
那时的文鲁彬担任台湾行政院环保署的环评委员，也是台湾绿党的中央评议委员，开始介入这个事件。
刘丽兰说：“就是有他们的开始，后续就是一些环保团体的帮忙，然后我们这块地才能保留，所以现在我们才能在这边做一些亲子教育及食农教育的推广。”
文鲁彬说：“当时我们觉得这块地很重要，要保留，是因为这里离台北很近，可以让小朋友从台北半小时内就到这样的地方，这边的蝴蝶，鸟类，植物各方面算很多样的。”。
文鲁彬今年65岁，英文名字 Robin Winkler，是台湾蛮野心足生态协会，一个以法律行动来支持环境保护的公益机构的创办人。
他说：“我是文鲁彬，1954年在美国出生，在美国我是念汉学系，跟中文系差不多，毕业之后老师建议来台湾，他说是中国固有文化最后的堡垒，所以我就到台湾来。那时1977年，刚好过年，然后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去美国念法学院，法学院毕业之后就回来台湾，一直在这边执业，做了大概二十多年的商业律师。”
20多年的商业律师生涯，为文鲁彬累积了相当的财富，但是一场濒临死亡的大病，让他彻底领悟到为地球生态付出的重要。
文鲁彬说：“我观察到我的资源好像比一些人多，不管是金钱方面或是我的经验，能力，我觉得应该贡献给社会。2001年左右，我改变了我服务的对象，从商业律师变成一位公益律师，并且成立了蛮野心足生态协会， 一个蛮有野心要用法律保护生态的一个公益团体。”。
可是在台湾，环保议题抗争的对象，通常是有权有势的财团及政府部门。
他说：“我想参与一些社会运动和环保运动。我的观察是，如果外国人得罪了政府机关或厂商，那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所以我就放弃美国籍变成中华民国的国民，那这样子政府厂商好象只能把我关起来，不能把我送到国外了。”
2003年，文鲁彬正式放弃美国籍。从国光石化，核能发电，白海豚栖地保育，他与蛮野心足协会伙伴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台湾大大小小的环境生态保护的抗争事件中。2015年，在文鲁彬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满10年，具备参选资格之后，他宣布参选立法委员。
他说：“政治有它的狭义的，那就是选举，参选斗争那个我不懂，我也没有兴趣，但是它很重要，但是我真的不懂，我觉得我比较懂得是广义的政治，就是资源的取得跟分配。” 然而在正式登记参选时刻，文鲁彬退出了，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从戒严时期就来到台湾的文鲁彬说：“那个时候没有桃园机场，松山机场是唯一的国际机场，然后下飞机的时候，我的《纽约时报》还有《远东经济周刊》都被没收了，然后上个那个巴士，住敦化北路，那边两边都是稻田，其实那个时候我印象中的台湾，蛮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北韩的。”
今天台湾有自由民主。他说：“台湾的民主体制非常非常强，台湾人应该是很不好管，很不听话，那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太富有。”
文鲁彬在台湾生活整整超过43年，在不断进步但并不非常完美的台湾社会中，他找到了身为其中一份子的定位。
文鲁彬说：“这块土地我们要多了解它，这是很重要，满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教育各方面的知识越来跟这块土地疏远，所以我希望我扮演的角色可以让更多人体会到他们是真的已经很热爱这块土地，但是他们的表现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努力让台湾明日的生态环境再完美一点，文鲁彬心心念念的是台湾的白海豚：
他说：“台湾白海豚这个物种对我来讲，当然我希望我们可以让他从现在的大概65只，在10年或15年内可以达到100只，因为它是蛮有指标性的，如果白海豚可以做得好，就等于说我们台湾的西海岸可能可以恢复了，我们那边的渔业可以变成比较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