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1957年，罗伯特·科恩利用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机会与中国代表团取得联系，进而收到中国方面的邀请去北京等地参观访问长达六个星期，其间他用16毫米胶片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进入红色中国》，片长50分钟。
罗伯特·科恩的纪录片《进入红色中国》
这是1949年以后美国人在中国境内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进入红色中国》，罗伯特·科恩一个人承担报道者和摄影者两个角色。他拍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他去了长江、珠江、黄浦江。这是1957年的夏天。
2012年的冬天，罗伯特·科恩在华盛顿自己女儿的家里举办了一个小型放映会。纪录片大约50分钟长。
罗伯特•科恩：他们给了我一个旧摄影机，很小的16毫米手持式，每个镜头最长可以拍30秒。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莫斯科记者站给他提供了设备。
罗伯特•科恩：去以前我不知道关于中国的任何事情。我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上过欧洲历史的课，更不会有中国历史。
不过纪录片一开始，罗伯特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至少追溯到了秦始皇。学习和掌握历史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对他来说不会困难，罗伯特先后从南加州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和电影硕士学位，拍电影更是他的本行。1957年夏天，罗伯特在巴黎念博士学位。
罗伯特·科恩：我有很多女朋友，在巴黎过得很愉快，二战中我这个年龄的欧洲男性大部分都阵亡了，所以我有优势。
他利用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机会与中国代表团取得联系。很快，中国民主同盟出面邀请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40多人在中国呆了6个星期。
罗伯特·科恩：我只有11卷胶片，每卷2分半钟。摄影机叫Filmo，三个镜头，其中两个有问题。电影里可以看出来，镜头中心处有光斑。我起初不知道，直到几个月后胶片出来了才知道。
那个时候来自西方国家的人获得类似机会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肯定是凤毛麟角。罗伯特去了中国的不少地方，见到了不同的人群。各地的围观者都掩饰不住好奇心。
罗伯特·科恩：周围的孩子会到我这里来，抓我胳膊上的汗毛，然后说些中文。我问翻译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象个猴子，你有个大鼻子，然后你有这么多体毛。
胡然：我觉得他对中国感兴趣源于他的好奇心吧，尤其是源于对共产主义的好奇心。
1957年的时候，罗伯特在莫斯科已经很难看见斯大林的肖像，但中国很容易见到。
麦克尔·迈科比：俄罗斯正在经历一个去斯大林化的时期，从赫鲁晓夫到勃涅日列夫。当俄国正在由斯大林恐怖统治开始转变的时候，从中国的角度看，斯大林具备将国家团结起来的力量和韧性。
罗伯特的拍摄并没有受到中国方面的直接监控，他的胶片也不用经过检查，直接就可以出境。
胡然：很难得。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电影里面的5、60年代的一些电影基本上都是关于大跃进或者是一些当时政治运动的，反而是关于普通人或者街景的非常少。所以罗伯特也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新鲜的视角。那个年代比我想象的要平静很多。
罗伯特在中国期间见到不少高级领导人，他对周恩来印象很不错。
罗伯特·科恩：他可以是一个理性、沉稳的人。向他提问的时候，他会想一会，然后用非常平衡的方式提供答案。
他也见到了能说美国口音英语的火箭专家钱学森。
罗伯特一行人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游行，他的镜头拍到了毛泽东。
罗伯特·科恩：我跟他还有一定距离，幸运的是我有一个长焦镜头，所以可以拍到特写。
他能否感觉到毛泽东是个伟大领袖，象当时的人们歌颂的那样？
罗伯特·科恩：没有。我从费城南边来，我们不那么看重伟大领袖，人就是人。
罗伯特科恩的犹太父母20世纪初由白俄罗斯移民美国，他出生在1932年。
罗伯特·科恩：我在中国的朋友，他们都已经…他们都已经实现了彻底的顿悟…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罗伯特自己仍然保持着活跃、独立的生活，比他年轻很多的人也不一定能冬天到室外游泳。
罗伯特•科恩：现在大约35到40度，接近冰点。我一般游1英里左右，1小时到1个半小时。
他能熟练使用互联网，经常更新自己的脸书网站。他的电影代表作也可以在网上看到。
罗伯特·科恩：我已经将电影转好，YouTube, SNAG, HULU，这些地方你们都可以看到。
在YouTube上，你需要确认自己成年以后才能看到《进入红色中国》。
罗伯特·科恩：只有这样才行，因为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北京一家医院给一个年轻女性做X光检查。
1978年，中国方面再次邀请罗伯特等人访问，他仍然带着自己的的摄影机。但素材没有机会最后成片。
罗伯特·科恩：1988年我第三次去了中国，跟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艺术学会商谈，我们希望合作一个走完长城的项目，从嘉峪关到山海关。1989年的不幸事件中断了这个项目，我希望今后还能重新启动。
罗伯特·科恩的纪录片《进入红色中国》
这是1949年以后美国人在中国境内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进入红色中国》，罗伯特·科恩一个人承担报道者和摄影者两个角色。他拍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他去了长江、珠江、黄浦江。这是1957年的夏天。
2012年的冬天，罗伯特·科恩在华盛顿自己女儿的家里举办了一个小型放映会。纪录片大约50分钟长。
罗伯特•科恩：他们给了我一个旧摄影机，很小的16毫米手持式，每个镜头最长可以拍30秒。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莫斯科记者站给他提供了设备。
罗伯特•科恩：去以前我不知道关于中国的任何事情。我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上过欧洲历史的课，更不会有中国历史。
不过纪录片一开始，罗伯特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至少追溯到了秦始皇。学习和掌握历史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对他来说不会困难，罗伯特先后从南加州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和电影硕士学位，拍电影更是他的本行。1957年夏天，罗伯特在巴黎念博士学位。
罗伯特·科恩：我有很多女朋友，在巴黎过得很愉快，二战中我这个年龄的欧洲男性大部分都阵亡了，所以我有优势。
他利用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机会与中国代表团取得联系。很快，中国民主同盟出面邀请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40多人在中国呆了6个星期。
罗伯特·科恩：我只有11卷胶片，每卷2分半钟。摄影机叫Filmo，三个镜头，其中两个有问题。电影里可以看出来，镜头中心处有光斑。我起初不知道，直到几个月后胶片出来了才知道。
那个时候来自西方国家的人获得类似机会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肯定是凤毛麟角。罗伯特去了中国的不少地方，见到了不同的人群。各地的围观者都掩饰不住好奇心。
罗伯特·科恩：周围的孩子会到我这里来，抓我胳膊上的汗毛，然后说些中文。我问翻译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象个猴子，你有个大鼻子，然后你有这么多体毛。
胡然：我觉得他对中国感兴趣源于他的好奇心吧，尤其是源于对共产主义的好奇心。
1957年的时候，罗伯特在莫斯科已经很难看见斯大林的肖像，但中国很容易见到。
麦克尔·迈科比：俄罗斯正在经历一个去斯大林化的时期，从赫鲁晓夫到勃涅日列夫。当俄国正在由斯大林恐怖统治开始转变的时候，从中国的角度看，斯大林具备将国家团结起来的力量和韧性。
罗伯特的拍摄并没有受到中国方面的直接监控，他的胶片也不用经过检查，直接就可以出境。
胡然：很难得。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电影里面的5、60年代的一些电影基本上都是关于大跃进或者是一些当时政治运动的，反而是关于普通人或者街景的非常少。所以罗伯特也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新鲜的视角。那个年代比我想象的要平静很多。
罗伯特在中国期间见到不少高级领导人，他对周恩来印象很不错。
罗伯特·科恩：他可以是一个理性、沉稳的人。向他提问的时候，他会想一会，然后用非常平衡的方式提供答案。
他也见到了能说美国口音英语的火箭专家钱学森。
罗伯特一行人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游行，他的镜头拍到了毛泽东。
罗伯特·科恩：我跟他还有一定距离，幸运的是我有一个长焦镜头，所以可以拍到特写。
他能否感觉到毛泽东是个伟大领袖，象当时的人们歌颂的那样？
罗伯特·科恩：没有。我从费城南边来，我们不那么看重伟大领袖，人就是人。
罗伯特科恩的犹太父母20世纪初由白俄罗斯移民美国，他出生在1932年。
罗伯特·科恩：我在中国的朋友，他们都已经…他们都已经实现了彻底的顿悟…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罗伯特自己仍然保持着活跃、独立的生活，比他年轻很多的人也不一定能冬天到室外游泳。
罗伯特•科恩：现在大约35到40度，接近冰点。我一般游1英里左右，1小时到1个半小时。
他能熟练使用互联网，经常更新自己的脸书网站。他的电影代表作也可以在网上看到。
罗伯特·科恩：我已经将电影转好，YouTube, SNAG, HULU，这些地方你们都可以看到。
在YouTube上，你需要确认自己成年以后才能看到《进入红色中国》。
罗伯特·科恩：只有这样才行，因为电影中有一个镜头是北京一家医院给一个年轻女性做X光检查。
1978年，中国方面再次邀请罗伯特等人访问，他仍然带着自己的的摄影机。但素材没有机会最后成片。
罗伯特·科恩：1988年我第三次去了中国，跟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艺术学会商谈，我们希望合作一个走完长城的项目，从嘉峪关到山海关。1989年的不幸事件中断了这个项目，我希望今后还能重新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