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案五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律师生存状态总体堪忧。上百名维权律师被当局从拘押中陆续放出来后，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维权事业举步维艰，悲观情绪普遍。与此同时，也有案件亲历者认为，维权过程促使自己成长。
709案梗概
2015年7月9日起，上百位中国维权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警察抓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和约谈，他们被控罪名包括“煽颠罪”、“扰乱法庭秩序” 、“寻衅滋事”等。资料显示，至少280多人在事件中受波及，他们出来后继续被监控，工作生活艰难。这次事件是当局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的一次集中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关切。
“团聚永远是个梦”
湖南维权律师谢阳709案中被控“煽颠覆”后曾当庭认罪，并否认遭受酷刑。不过，谢阳星期三（7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并未兑现在认罪交易中对他的承诺。
他说：“出来以前我在看守所，与国保谈了一下未来我工作上的事情，他们答应我，出去以后你会像其他律师一样，可以正常地开展业务。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在我出来后向我所在律所发出了一个明确指令，不允许我代理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和法轮功案件。”
他的律所严格限制他的业务，除一般案子，不能接其他活，连“寻衅滋事”和“P2P”案也不行。他说，“工作自由的问题上，我没有获得一个普通律师所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最令谢阳失望的是，迄今没有获准出境，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孩子团聚。谢阳对美国之音说：“生活上他们以前也曾答应过我，说我可以自由地出入国境，与家人团聚，事实上他们对我进行无休无止的‘边控’，想一辈子禁止我离开中国，给我生活上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为此，谢阳多次找看管他的国保交涉，对方说“无能为力”，“你安安静静在国内呆上两年，给当局一个信心”。谢阳反问，“我们以前在看守所里所做的交易还有没有用？”对方回答，“这个事情他管不了”。谢阳说：“我和我的家人团聚永远是个梦，让我非常非常痛苦”。
卖文为生受阻
广州709案律师隋牧青的境况似乎更差，他和许多709案律师一样，被当局吊销了开业执照，打碎了他的饭碗。
隋牧青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吊证以后基本没有再工作，因为很难再工作。这两年生活和经济状况肯定比以前差很多。本来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可以写文章，不过，我写的东西被屏蔽的太快，而且公号设了以后，很快就被给封掉，所以想通过文字，写文章，获得一定的收入难度颇高。”
隋牧青说，依据他过去的经验，靠自己的笔杆子，维持生活还是有可能的。不过，709案后，一切都改变了，疫情爆发后，就业暂时更不能考虑，因为社会上失业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他说，709律师中除他以外，很多人目前都生存艰难。
重创子女心理
北京商务律师余文生曾协助多位709律师进行维权，2020年6月17日被徐州法院秘密审判，以煽颠罪判处其四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三年。他的妻子许艳正在设法帮助丈夫上诉。
许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她和余文生的遭遇严重影响自己十几岁儿子的身心健康。许艳说，她会正面直接告诉孩子家中的事情。平时接受采访，孩子都是有意无意地听到，因为家里空间很小。许艳说，多次被警察传唤到派出所，威胁、恐吓、夜间敲门，随时抓捕，处境非常困难时，孩子会跑过来，紧紧抱着她。
余文生被押时间越长，儿子思念心情越切，许艳说：“孩子看到我的辛苦，不愿给我太多负担，于是有的时候，他会在家里来回地走。想他爸爸时夜里两三点都睡不着觉。（采访中许艳此时哽咽）我知道他在想他爸爸。他特别想时，会去他爸爸曾经带他去过的一些景点，有的地方会去5、6次。我知道，每次选择那个景点就是又想他爸爸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是余文生当时带他去玩的地方，每次说到孩子，我就很心疼。”
维权家属感言
7月8日，为纪念709五周年，709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翟岩民的妻子刘二敏，联名发表《风雨同舟-“709”五周年感言》一文。
文章说，面对数次逼迁、出外被跟踪、访客被骚扰、国保约谈成家常便饭、幼小的孩子被赶出学校，失学在家；高中毕业孩子因护照被限制不能自由出境求学，她们曾“满怀悲愤”，事后回忆则“泪中帶笑”，因为“闯过了那死阴的幽谷！”“709”的人能活着出来，家属能笑着生活，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上述四位维权人士的妻子，2018年12月17日曾集体剃光秀发，高调抗议天津二中院司法不公，喊出“我可以无发，你却不能无法！”那次抗议活动与先前李文足徒步寻夫，成为中国维权动态的抢眼新闻。
悲观与希望
709大抓捕五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形势如何？谢阳说，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还在升级，只是改变了方式，709大抓捕这种形式对国际影响太大，现在改变了策略。当局单个对付维权律师，先把你的律师证吊销，如果你不屈服，下一步就是刑事迫害，没有了律师身份，外面的关注度会明显下降。他说，就这一点，“当局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谢阳说，中国律师最稀缺的品质就是勇敢，不过，他对中国目前维权现状的前景比较悲观，大家聚起来已经很难。
对此，隋牧青认为：“不用展望维权前景，维权早已经暗淡下去了。当然，未来是另外一回事，我对中国的前途还是相对乐观的。如果单说一个维权运动，那它早已被打得基本上没有了，这已经是事实。”
谈到709后的维权经历，许艳则表示：“首先我肯定是成长了，而且成长得非常快。之前两年多，我主要是在家庭，但是两年多来，我迅速得到成长，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对很多事情以及人权法制、自由等这些方面的看法，我都有一些进步，得到成长。”
另一方面，香港明报7月9日刊登的香港大律师张耀良《“709”后中国维权律师运动》一文说，“我们不能说在 “709” 事件中所有维权律师已经被全部一网打尽，这并不符合事实”。
文章说，多位著名人权律师并未被捕，事后也未有“特别受到逼害”，不过，就事件本身而言，“原因我们不清楚，中国执法人员行为往往並不一致，执法标准或行为方式也视乎各地或各别人员而有异”。
这篇文章说，未受波及的这些律师“平日沒有和官方有太多严重的冲突，也沒有明显公开批评官方”。虽然他们也参与人权案件，但是没有明显参与维权律师聚会，或者相关组织活动，行事方式较为“低调”，因而“未有遇到太严重的打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