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周六上午九点，我来到了伦敦市中心的格林公园，从公园的北门步行大约7、8分钟，就可以到达白金汉宫。虽是周末的早上，但已经有很多前来向女王告别的人。
在人流之中，我看到了一对亚洲面孔的夫妇，50多岁的样子，丈夫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告明来意后，妻子告诉我她叫凯瑟琳（Catherine），她和丈夫都来自香港，两年前搬到英国，现在定居在英国南部。
凯瑟琳告诉我，她最钦佩女王的地方是她坚毅的性格和尽职的责任心。女王访问过两次香港，凯瑟琳觉得这让她感到女王和香港之间有些特殊的链接（伊丽莎白二世曾在75年和86年两次访问英属香港）。
在凯瑟琳的记忆里，女王是和香港的黄金年代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个拥有自由、法治，经济也在蒸蒸日上的年代。确实，70和80年代是香港经济的黄金期，到了80年代末，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乃至全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
然而，对凯瑟琳而言，这些美好的记忆在97年主权移交中国大陆后便戛然而止。
“你知道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吗？”凯瑟琳反问我。“我知道”。
“香港现在已经没有了法治，没有了自由。我们没有了安全感，这就是我们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
2019年，香港爆发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送中运动，凯瑟琳和她的丈夫不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改变了包括他们在内的很多人的生活。
凯瑟琳的丈夫不会说很好的英语，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决定移居英国的障碍。在得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离世的消息后，他们很快就作出了来伦敦献花，以示告别的决定。就像他们两年前毅然告别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一样，她现在来到了白金汉宫，向伊丽莎白二世——这位曾经的香港最高统治者，以及凯瑟琳心目中香港黄金时代的化身，做最后的告别。
由于白金汉宫及宫殿前的广场还要举行很多活动，所以紧挨着宫殿的格林公园就划出了一片区域，专门用来摆放民众的鲜花和各类表达哀思的礼物。
在成千上万的花束中，我发现了来自其他香港人的礼物。比如，这张裱在相框里的女王照片，照片下方用英文和繁体字写着“永远是我们的英女皇”。
作为一个在大陆出生和长大的人，我对于“君主制”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毕竟，有着天朝皇帝的大清，已是一百一十多年的事了。而当下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国王或者皇帝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进程的“落后”观念，应该被扫入历史尘埃。我似乎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世事弄人，我在成年后先后常居日本和瑞典，两个拥有天皇和国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君主和皇（王）室家族的存在，并没有妨碍这两个国家成为民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全球“样板国”。
我在格林公园里遇到了另一对来自香港的情侣，安婕拉（Angela）和史宾塞（Spencer）。两个人刚搬到英国一年，居住在东南部的汉普郡（Hampshire）。三十多岁的安婕拉之前在香港是名护士，而三十岁不到的史宾塞则是一名小商品批发商，两人都是“反送中”运动的深度参与者。出于对香港情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是两人最终在2021年选择移居英国。
“那个时候，香港有公平公开公正，有言论自由，有法治，有很好的城市规划，但97年之后，这些都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变。19年以后，言论自由和法治都开始消失了”，史宾塞在访谈中略带激动地说道。
我无意去粉饰英属香港时期的殖民统治，这里面有着很多的压迫和不公，这些都是事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要挑战或无视安婕拉和史宾塞的记忆和认知。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会根据当下的需求对过去进行重构，这是心理学里常提到的，而且这些记忆和认知里，还会混合着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
另一方面，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会给个体的心理与集体的意识带来长久的影响。对于很多香港人而言，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就属于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不满，让他们对不太久远的过去有了很多美好的记忆（或是想象），并将这种记忆投射到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位英属香港的最高统治者身上。
“你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校里一直张贴有她的画像，这让我们从小就对她有很多的亲近感。你知道，女王是个很包容的人，香港也曾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我们在60、70年代接受过很多从大陆游到香港的逃难者，在89年的时候也接纳过很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我们很想搬回香港。但我们知道现状很难改变，我们已经做好在英国长久生活下去的打算”，安婕拉对我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