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日，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鲍勃·伊曼在中情局总部向一名华裔男子颁发了一枚职业情报勋章，表彰他在中情局工作期间尽心尽力，成绩卓著。
不出两个星期后，这名男子出现在香港，与几名中国情报界的高官秘密会晤，并收下了四万美元的酬劳。
四年后的1985年11月2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赫然出现了这名男子被捕的消息。他被指控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向中国传递情报。一夜之间，他成为各大媒体追踪的焦点。
他是美国逮捕并定罪的第一个红色中国间谍。他在美国潜伏时间之长，造成的破坏力之严重也可说是前所未有。
他是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过着怎样的双面人生？这样的人生中又有多少伪装和谎言？
线人“舵手”泄露重大秘密
1982年9月的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国反情报组组长IC·史密斯接到同事的一通电话，中央情报局刚刚向他们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他必须马上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来一趟。
IC· 史密斯（前联邦调查局探员）：“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最多有五六行字，大致的意思是说，美国情报界遭到长时间渗透，对方是个和中国合作的人。基本上就只说了这么多。没有透露这个人的族裔、性别，什么都没有。”
李肃：“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发现这个情报漏洞或者说安全漏洞的？”
IC· 史密斯：“通过一位了不起的线人。我给他取了个代号叫‘舵手’。”
这位线人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的一名中国情报机构人员。他的代号叫“舵手”，这是一个潜水艇专有名词（Planesman，控制潜艇升降的人）。
IC· 史密斯：“他是那个潜伏在中国内部的人。这个案子能否浮出水面就取决于他。”
不过，由于他的级别有限，他只能向美方提供这名红色间谍的代号，其真实姓名和身份还是扑朔迷离。
IC· 史密斯：“我们认为他是在美国情报界内部工作，但是这个范围太广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华裔，不太可能是其他什么人。”
联邦调查局通过中情局和“舵手”秘密联络，请他协助调查。他们提问， “舵手”回答。
IC· 史密斯：“有时候回复可能只有两三个、三四个字。 如果我们一次提了三四个问题，或许过了一段时间，你都分不清哪个回复是针对哪个问题的，因为问题和答案用的都是非常隐晦的语言。”
一个月的秘密联络，支离破碎的线报……，终于，联邦调查局拼凑出了这名间谍的一些基本活动：
1982年2月6日，他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北京，入住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在客房里，他打电话联络了中国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朱恩涛。为了安全起见，两人使用英文交谈。在北京期间，公安部举行了一个聘请仪式，他被任命为副局级官员。当天，中国情报界高层悉数出席，还为他举办了一个高规格的晚宴，发给他五万美元奖金。2月27日，此人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冲破重重迷雾找出红色间谍
接下来该如何查出他的身份呢？联邦调查局首先想到的突破口是查询泛美航空公司的旅客名单。可是事情远比他们想像得复杂。泛美航空并不保存旅客名单，也没有储存任何电子数据。更蹊跷的是，泛美航空公司在2月6日这一天根本就没有任何抵达北京的班机。
史密斯开始怀疑“舵手”情报的准确性，可是中情局担保“舵手”非常可靠。
在纽约，协助调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查阅了密密麻麻的航空公司飞行记录后发现，中国民航有一条和泛美航空一模一样的航线，同样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出发，途经旧金山飞抵北京。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另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对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监听记录中发现了一通不同寻常的电话。
IC·史密斯：“有一个讲中文的人给大使馆打电话。他说，‘我的飞机晚点了。我只想要有人知道这件事。’”
一位普通旅客为什么要将自己航班晚点的消息报告中国大使馆呢？这位长期从事对中国反间谍调查的探员提高了警觉。经过核实，打电话的那个男子因暴风雪而延误的航班实际抵达北京的时间，正是那架中国民航航班抵达北京的时间。
IC·史密斯：“北京的那个‘舵手’搞错了情报，因为泛美航空和中国民航使用的是同一个出闸口。”
接下来的事情相对顺利了许多。联邦调查局查阅了2月27日中国民航的返程记录，又请旧金山海关调出当天的入境信息，根据线索一一核对：2月6日抵达中国，2月27日返回美国，华裔，男性……，有一个名字从重重迷雾中显现出来：金无怠（Larry Chin），美国公民，61岁。
IC·史密斯：“我们给中情局打了电话，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一个叫金无怠的雇员？他们说没有。我说，回去再问他们，你们以前有没有一个叫金无怠的雇员。有，他1981年退休了，目前还在以合同工身份工作。”
1983年4月14日，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授权联邦调查局监听金无怠的电话，并且对他的信件、住所及行动进行监控。代号“鹰爪行动”的调查正式启动。
联邦调查局的重大突破
1983年5月底，联邦调查局得知金无怠将启程前往香港。
IC·史密斯：“我们去法院申请了一张搜查令，想看看他身上是不是带了什么机密情报。”
在华盛顿市郊的杜勒斯机场，联邦调查局秘密检查了金无怠的行李。为了避免他觉察，他们小心翼翼地给每一层行李拍了照，又依据照片，将物品原封不动地摆放回去。
IC·史密斯：“他们没找到任何机密情报，却在他的行李里发现了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的钥匙。”
这是一项意外的发现，却也是一项重大的发现，因为这验证了中情局线人“舵手”提供的一个重要细节。
IC·史密斯：“他说，这个人回北京出席宴会时，住在前门饭店553号房间。”
如果说，此前联邦调查局还对金无怠的间谍身份有些许怀疑的话，此时，一切疑云烟消云散。
IC·史密斯：“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人了，而这恰恰也说明了金无怠的一些性格特征。他离开饭店时忘记还房间钥匙，大多数人会把钥匙丢进垃圾桶，但是他一直留着，想着下次去的时候还给他们。”
联邦调查局发现，金无怠频繁地往来于美国与亚洲之间。1983年9月，他再次启程前往香港和澳门。和往常一样，他与一位叫区启明的中国特工秘密会面。
9月13日这天，他对区启明说，中情局一位和他关系密切的华裔同事即将来中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考虑将其策反。
金无怠告诉区启明，他现在还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事，可以查阅那里的机密文件。他把一份材料交给区启明，称这是根据机密文件整理而成的。
事实上，金无怠从来没有为国安局工作过，那份文件不过是他根据刚刚公开出版的一本描写国安局内幕的书东拼西凑出来的。
间谍和谎言总是相伴而行，这本不奇怪。只是金无怠此时的谎言不是为了骗过自己的对手，而是要骗取自己老板的信任和奖金。
IC·史密斯：“他努力想显示他在这个领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记住，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中情局雇员，只是一名合同工。他能接触到的机密情报非常有限。”
1985年2月，他最后一次去了香港。他再次会晤了几名中国高级特工，向他们提供了情报。
一个名字让他脸色煞白
IC·史密斯：“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收集了很多信息，但是证据非常少。我所说的是实物证据，就是那种确凿的，可以呈堂的证据。所以事情变得很明了，确保这个案子值得被起诉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通过一次成功的问讯。”
李肃：“让他招供。”
IC·史密斯：“完全正确。”
李肃：我们现在要去探访金无怠在维吉尼亚州的住所。联邦调查局在两年半的调查后，决定去和金无怠来一次面对面的问讯。
水门公寓一共有四座大楼，金无怠夫妇住在二号楼。不过退休以后，他在旁边的一号楼又另租了一个房间。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和妻子的关系不太好，当然也有另一种猜测，那就是这样做可以更方便他从事间谍活动。
1985年11月22日下午4点25分，三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敲响了这间公寓的房门，开门的正是金无怠本人。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马克·强森法庭证词，1986年2月4日)
“他的衣着相当考究，穿着一件白衬衫，打了一条领带，深色的西裤，深色鞋袜。我们三人都出示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证件，对他说，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泄露机密情报的案子，想知道他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他说，当然可以，进来吧。”
面对三位不速之客，金无怠没有表现出慌张。他领着他们在餐桌旁落坐。
一位探员开门见山地问：“在中情局工作期间或退休以后，你有没有和中国情报官员有过任何接触？”
“没有”，金无怠回答。
强森探员掏出朱恩涛的照片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金无怠依然否认，不过他迟疑了一下改口说：“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人是中国一家银行的官员，我在北京时见过他。”
探员们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强森探员掏出一张手写的文件，上面详细记录了金无怠1982年2月的那次北京之行。他逐字念完这些记录, 然后厉声说：“金先生，我们知道，你和中国情报官员有联系，我们也知道你为他们工作。”
金无怠问：“你们是认真的吗？”
探员回答：“是的，金先生。我们非常认真。”
IC·史密斯：“真正让他感到不安，令他脸色煞白，身体上出现反应的，是当他们提到区启明这个名字的时候。”
探员们对金无怠说，我们不仅知道你与区启明会面，还知道你向他索要15万美元离婚费。我们调查这个案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知道你的非法行径，包括你的加拿大之行……
这时，金无怠之前所有的镇定都无影无踪了。他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又给自己泡了杯茶，等他再次坐下来的时候，他开口了。
第一次出卖情报换来2000元港币 1922年8月17日，金无怠出生在中国北平一个家境优渥的大宅门里。父亲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法国人创办的平汉铁路局任处长。金无怠为侧室所生，家里兄弟姐妹共五人。
1940年，金无怠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4年，抗日战争烽烟遍野，金无怠在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处谋得了一份秘书兼翻译的差事。
（联邦调查局金无怠问讯笔录 1985年11月22日）
金无怠：“联络处有位王医生。他是共产党员，他给我灌输了共产主义理想。那时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掌握了政权。我去了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王医生介绍我认识了当地的一名警察，也姓王，也是共产党员。这位王先生鼓励我尽可能地为他提供情报。我同意了。”
1950年，美国领事馆迁到香港，金无怠也一同前往。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中国都卷入战争。
1951年，金无怠被美国国务院派往韩国釜山，审问被联合国军抓获的中国战俘。一年后，他回到香港，将战俘营的情况向王先生做了详细汇报。他也因此获得了2000元港币的酬劳。
在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隔一年，他在香港的银行账户里都会多一笔来自王先生的钱。
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共产党，三分之二的人最终前往台湾，另外三分之一回到中国大陆。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和美国合作，作为中央情报局的线人安插在中国大陆。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IC·史密斯在回忆录《内部》中写道：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明显察觉到，那些从中国战俘中招募的间谍不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逮捕。可是从没有人怀疑过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同一个人——金无怠，那个会讲四种中国方言，总是热情帮助美国同事的宝贵员工。”
因为他，大量中情局密件落入中国手中
1952年，金无怠来到日本冲绳，考取了美国中情局下属的外国广播情报处，工作是监听中国大陆广播，把其中的重要内容译成英文。这是他进入美国情报部门的第一步。不过，那时他还只能接触非机密文件。
在冲绳期间，王先生把他介绍给一位区先生。区启明从此成为金无怠的顶头上司，他们的合作关系将贯穿他日后20多年的间谍生涯。
1961年，金无怠得到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外国广播情报处调他到加州圣塔罗沙分部工作。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区启明。区启明鼓励他接受这份工作，并指示他将所有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汇报给中方。
IC·史密斯：“当他看到一份文件，他觉得北京可能会感兴趣时，他会把文件藏在外套口袋里，或是袖子里面，然后走出办公楼，回到家把文件用相机翻拍下来。第二天再把文件放回原处。攒下两卷胶卷以后，他就会和外界联络。想想看，这个手段其实很原始，一点都不周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外国广播情报处决定关闭加州办公室，所有工作人员调至华盛顿总部。
根据中情局规定，非美国出生的雇员必须入籍美国满五年后才能在中情局总部工作。1965年归化为美国公民的金无怠尚不满足这个条件。本来他已经做了去职的打算，考取了联合国的翻译。可是由于他业务出色，中情局极力挽留，专门为他把加州办事处又保留了半年，直到他满足了五年时限后，才调入总部。这一年，他成为中情局的正式雇员，也获得了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狂潮中，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金无怠的顶头上司区启明也被关在监狱里。
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他与区启明又恢复了联系。区启明向他交代了两件事：第一，如果有机会来香港，事先给香港的“罗先生”写一封信或寄一张明信片，有人会在指定日期南下来见他；第二，如果有机密情报要传递，打电话联络加拿大多伦多的“李先生”。
（金无怠法庭证词，1986年2月6日）
金无怠：“我会找一个付费电话，打给‘李先生’，说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他。在电话里我们只能讲广东话。我要自称是‘杨先生’，我们约定的接头地点是多伦多一个商场的北门。我会买一张当日往返的机票，飞到水牛城（美国纽约州），在那里租一辆车去和他接头。‘李先生’中等身材，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们的会面一般是5到10分钟。”
从1979年前后到1982年，金无怠至少四次前往多伦多与“李先生”接头，将包含机密情报的胶卷交到他手上。这些情报涉及军事、经济、科学、农业……。每一批情报都需要两名翻译花上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全部译成中文。之后它们会被呈交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
他有几个写满秘密的小本儿
1985年11月22日晚上10点37分，经过近六个小时的问讯，联邦助理检察官约瑟夫·亚若尼卡授权联邦调查局将金无怠正式逮捕。亚若尼卡是司法部委任的金无怠案的法律顾问。
约瑟夫·亚若尼卡：“在问讯过程中，我认为他在耍花招。他们管他要护照。他把过期护照给了他们。”
李肃：“但是过期护照上面会有个记号，或者会被剪掉一个角。”
约瑟夫·亚若尼卡：“是的，所以当他交出来的时候，他们说：‘等一下，这是过期护照。’他说：‘我不知道另一本在哪里。’在他被捕后不久，他们对他搜身，果不其然，有效护照就在他身上，还有一堆现金。”
金无怠被捕时，探员们在他身上搜出470美元的现金、400美元的旅行汇票、空白支票、银行卡、信用卡及电话卡等物品。
约瑟夫·亚若尼卡：“我认为金无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做这一行已经30年了。当有人来敲门，他又对他们招认了这些后，如果有机会能逃跑，不被逮捕，他恐怕一定会逃跑的。”
当晚，探员们还搜查了金无怠的办公室和住所，收缴了几大箱证物。
IC·史密斯：“他们找到了飞行记录、旅行信息。他去过多伦多，诸如此类。这些记录完全可以佐证我们的调查。零零星星的纸片丢得这儿一张、那儿一张。他会记下：我从某某人那里收了2000美元……，这几乎就像是一种供词。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记录保管员。像个耗子似的，什么都攒着。一个好间谍是永远都不会保留这些可能会给自己惹麻烦的东西的。”
张茂林（金无怠好友）：“他有一个习惯，好像是记日记，简单的日记，就是一个小本（记着）今天怎么怎么样。到大陆之后，他在小本上就写了，他也是百密一疏啊，他不应该把这个写在那个本子上。就说是，那时大陆好像是，我忘了是公安局还是公安部的一个单位请他吃饭，有熊掌，而且他那个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后来这个就变成FBI的证据了。”
联邦调查局在金无怠的住所找到六本日记，其中他用英文简短地记录着：
（联邦调查局查获的金无怠日记）
81年7月11日，区和盛，收到5万元港币，放入百乐（饭店）保险箱，承诺5万美元。
1982年2月6日，抵达北京，前门饭店553房间，80元人民币一天。
朱来酒店谈计划。
李副部长当晚会面，吃熊掌，属珍馐美味。
1982年2月25日，与李、魏、朱、区谈生意，之后“涮羊肉”。
张茂林：“他从大陆回来表示很高兴。跑到大陆，那时他住在前门饭店。他说，很好啊。他们请他吃的饭也很好啊。”
李肃：“谁请他吃饭？”
张茂林：“大陆公安局还是什么。”
李肃：“他跟你说大陆公安局请他吃饭？”
张茂林：“这个事情啊，他并没有亲口跟我说。可是他跟我说，你知道我到大陆吃了熊掌。我说，那不错啊。他说，他们请我吃熊掌。可是呢，事后我们发现了，请他吃熊掌的是大陆公安部的什么人。他也是开玩笑。他说，你知道我住前门饭店，那个柜台的小姐很漂亮，你可以到前门饭店找她。”
在冲绳另谱恋曲
张茂林是金无怠30多年的好友。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不少交集。1951年，金无怠在韩国釜山审问中国战俘时，张茂林也考取了联合国军的翻译，被派往朝鲜半岛担任战俘审问官，只不过那时他驻守在朝鲜春川附近，与金无怠还不相识。
离开朝鲜后，张茂林加入了在日本东京的联合国军之声。去朝鲜前，张茂林供职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他的同事中有一位名叫周谨予的女主播。朝鲜战争期间，周谨予也投身联合国军之声电台，化名“黎明”，向战俘营里的志愿军战俘广播，号召他们放弃返回中国大陆，投奔“自由世界”台湾。
1957年，联合国军之声迁往冲绳，张茂林和周谨予一同前往，而考取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广播情报处的金无怠已经先他们一步来到冲绳。
李肃：“在冲绳的时候，您跟他有什么样的交往？”
张茂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美军的Base（基地）上面，工作和生活都很接近，常常在一起参加什么Party（聚会）啊，或者有的时候打打牌啊，常常在一起玩儿就是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平常社交的范围也很小。主要就是跟像我在联合国军之声，他FBIS，等于两个地方的中国人就常常在一起，工作之余，常常在一起消遣，所以那个时候彼此就变得很熟。”
李肃：“那个时候您的印象，金无怠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茂林：“当时给我的印象，金无怠是很能干的。他一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另一方面，平时我们来往，他也很活跃，常常约我们去跳舞啊，也不光是和周谨予了，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很能干，很活泼的一个人。”
大约是在1959年前后，金无怠和周谨予开启了一段冲绳之恋。尽管金无怠当时有自己的妻子，周谨予也有自己的丈夫，而且两人各有三名子女，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两人的结合，并在60年代初移居美国加州。
和女人有关的他都感兴趣
1969年，张茂林也离开冲绳，移民美国。他的第一个落脚点同样是加州，一度还住在金无怠家里。后来他也搬到华盛顿，多年的老相识自然让他又成了金家的常客，打牌、吃饭，常常在一起聊得海阔天高。
张茂林：“他平常最喜欢跟我谈风花雪月。”
李肃：“他喜欢谈女人吗？”
张茂林：“喜欢啊，跟女人有关的问题他都很有兴趣。”
金无怠和周谨予的关系后来并不融洽，因为金无怠在外面女人不断，甚至对妻子周谨予暴力相加。
张茂林： “大概在金无怠出事之前，至少有两三年吧，他们的感情就有一点问题。比如有一次，他约我去拉斯维加斯。到了之后才发现他跟他的前妻约好了在家里见面。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因为他的前妻还带了另外一个女朋友。后来他说，你也不要讲了，因为说了周谨予又不高兴了。他跟前妻就见面了，后来他又跟别的女朋友来往，这我都知道。”
联邦调查局在监听金无怠的电话期间，也发现了他极度沉湎于女色的特征。
IC·史密斯：“他和纽约的一名年轻女子通电话。谈话当然都是中文，我们自然也找了懂中文的人来听。他在谈话中一直说，别忘了带那个‘玩艺儿’。我问，这个‘玩艺儿’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是他们能给出的最好的英文翻译。因为他一直说，别忘了带那个‘玩艺儿’，我们就一直在想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什么信号装置？是和他们收集情报有关的吗？”
金无怠和这名女子约定在华盛顿机场附近的一间酒店会面。联邦调查局在机场检查了这名女子的行李。
IC·史密斯：“我们发现这个‘玩艺儿’原来是一个装电池的成人玩具，和情报收集、信号装置没有半点关系。”
联邦调查局采取了一个在当年看来尚属“前卫”的举动：请行为学家对金无怠做一个全面的人格分析。
IC·史密斯：“分析结果中的一点是，金无怠似乎不能也不愿和任何人发展亲密的关系。他与那些女人的关系是纯肉体的，与感情毫不相关。”
而这或许正是一个好间谍所应具备的。
给中国做间谍弄鼓了他的腰包
IC·史密斯：“从很多方面看，金无怠是一个完美的间谍。他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钱。”
李肃：“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看，您现在知道他被抓了，他是间谍，他基本上也承认了他有间谍的行动。还有没有其它的事情，您能回想起来的，就是说能对上号的，他可能是不一样，他是做了什么秘密的事情？”
张茂林： “这当然就是事后想了。有一次他就问我，有没有人需要贷款？我们有2000万可以贷。他说，如果做成了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拿Commission（佣金）。当然这个事情也没成了。
“后来我就想，一般像我们这种人，就是公务员，好像我们认识的，谁能拿出2000万美金来贷款？所以后来我就有一点怀疑，我好像还跟周谨予提过，我说，这个背景是什么？谁幕后有2000万贷款？我说，是不是中国政府啊，有这个钱可以拿出来，或者至少中国政府的官员有这么大的财力，有2000万的美金贷给别人。”
金无怠的财务问题也正是检方取证的一个重点。检方证实，从1952年到1985年，金无怠总共收接受了中国情报机构约18万美元。这些钱分别存在香港的华侨银行和汇丰银行，包括现金账户和一个价值10万美元左右的黄金账户。
李肃：1982年，金无怠要求中国情报官员帮助他在美国发展生意，经营房地产。在我身后的这栋公寓楼里，他曾经买下五个单元。在华盛顿周边和内华达州，他总共利用贷款购置了31处房产作为出租房，总价值70多万美元。
除了经营房地产外，金无怠还热衷赌博，是拉斯维加斯等地各大赌场的常客。
李肃：“他在赌场玩什么？”
张茂林：“就是打 Black Jack。”
李肃：“就是21点？”
张茂林：“嗯。”
李肃：“他自称玩得很好是吗？”
张茂林：“对。”
李肃：“也就是说他每次都能赢钱吗？”
张茂林：“他说每次都能赢钱，不过我不相信每次都赢。他可能赢多输少，不可能每次都赢。”
经常陪他一起出入赌场的妻子周谨予回忆说，金无怠赌博很有一套，基本上是“九赢一输”。
然而他的财务记录所显示的却恰恰相反。金无怠的会计师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从1976年到1982年，金无怠给各大赌场开具的支票总额为9万6700美元。
在人前营造“赌神”形象，实则债务缠身，这个谎言的背后可能有着怎样的隐情？
约瑟夫·亚若尼卡：“他想通过赌博来洗钱。”
李肃：“怎么做？”
约瑟夫·亚若尼卡：“如果他赢了钱，至少在他看来，这些是干净的钱，因为从香港来的钱和那些他赌赢了以后放入当地银行的钱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和赌博时输得豪爽相反，在日常生活中，金无怠却非常节省。
张茂林：“他节省到什么地步啊，他的衣服啊，甚至鞋、袜都是到 Yard Sale （庭院旧货卖场） 去买。他从来没有到百货店给自己买一件新的衣服，没有。”
李肃：“一直这样？”
张茂林：“是啊，我为什么很清楚呢？因为周谨予有一次跟我说，她说，金无怠的生日，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买过新的衣服，所以周谨予说，想送他一件西装，在他生日的时候。就让我陪她去挑选，到百货公司去挑一套西装送给金无怠。而且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有买过新的汽车，他都是开旧的车。”
IC·史密斯：“最成功的间谍是那些表面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他们从不惹人注意，不开豪车，要知道，007那样的间谍其实并不是那么有效。”
一入狱钱即刻被冻结
从金无怠被关的第一天起，周谨予每周两次去拘留所探视他，风雪无阻。他们还几乎每天通信。
张茂林：“那信都写得都非常恩爱啊。我那会儿还开玩笑，我说，周谨予，你们早这样，他信写得这么好，你们怎么好要离婚？这个信比一般的情书都写得好。”
1985年12月11日，周谨予写道：
“总之，过去的都已过去了，我绝不记仇，只盼你能早日回到我的身边，享享晚年相守之福……”
12月13日，金无怠在狱中回信说：
“小鱼：
我知道你爱我是多深和多纯，简直是唯一的命根，所以在地震的大难临头时，人人都往屋外跑，而你却往屋内冲，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我还在屋内睡觉，你这样把自己生死都置之度外的纯粹出于本性的行动，实在深深感动了我……”
在他们的婚姻中，周谨予曾经两度提出要与金无怠离婚，后来都由于金无怠苦苦哀求而放弃了。不过，金无怠1983年在香港与联络人区启明会面时，曾经告诉区启明说，他和妻子关系非常恶化，希望中方能给他15万美元，买通妻子同意离婚，这样他便可以获得自由身，再回中情局去为他们效力。现在看来，金无怠无疑是向区启明撒谎了，这只是他从中情局退休以后能够继续拿到中国经费的手段，就像他向中国提供从公开资料汇集的一些东西，谎称是机密情报，向中国请赏一样。
一天，金无怠告诉周谨予，他在香港的银行里有10万美元存款。他要周谨予去取出来，以防不备之需。
张茂林：“那时候我就劝周谨予不要去。我说，这个钱你绝对拿不到的。虽然户头是开给金无怠的，可是一出事，它一定把这个钱冻结。可是周谨予不相信，她还是跑去了香港一趟，回来就白跑一趟。”
李肃：“她有没有跟您说为什么白跑一趟？”
张茂林：“她说，拿不到，就像你说的给冻结了。”
李肃：“是谁给冻结了，她有说吗？”
张茂林：“她没有说，不过我意识到当然是中国政府当局了。”
判决书上写了17个“有罪”
1986年2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诉金无怠案”正式开庭。庭审一共进行了四天。金无怠本人在第三天作证。那次审判的法官说，他从来见过像金无怠这样的人，不仅对自己被控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找出一套缜密的说辞为自己辩护。
金无怠在自辩中说，他做这一切的动机不是危害美国，而是让美中两国化敌为友。他特别提到1970年，他曾把总统尼克松给国会的一份特别报告交给中国。
（金无怠法庭证词 1986年2月6日）
金无怠：“报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说美国将采取行动，与中国建立务实、合作的关系。尼克松的态度转变让我非常惊讶。我想让周恩来看到这份文件。”
直到今天，很多有关金无怠的文章和书籍中仍然会对他1970年传递这份情报大书特书，甚至有人认为他应该被看作是美中建交的功臣。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金无怠作证的两天前，在同一个法庭上，联邦调查局探员马克·强森出庭作证，提到金无怠供词中这样一句话：“从1967年到1976年，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人。”
金无怠一向在日记中细心记录下自己的每一次行程。而在1968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他的日记中的确是一个空白。
所以，金无怠在1970年真地向中国传递过那份情报吗？更可能的是，这只是他编出来的一个谎言，一个为夸大自己功绩，开脱自己罪行的谎言。
1986年2月7日下午4点，12名陪审员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讨论后裁定，金无怠17项控罪全部成立 （一项共谋间谍罪、一项将中国战俘情报送给中国，对美国国防造成伤害罪、四项非法传递政府机密情报罪、六项未如实申报所得税罪、五项未依法申报外国银行账户罪）。
听到审判结果时，金无怠面色冷峻，而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的周谨予哭得几度昏厥，最后由法警架出法庭。
仍想抓住中国这最后的稻草
庭审结束后，金无怠回到拘留所等待3月4日的判刑。在铁窗背后，他依然对中国政府出面营救他抱有希望。尽管他已经从报纸上知道，就在他被捕两天后，美国国务院正式向中国提出抗议，而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回应说：“我们同那个人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
但金无怠还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一次探视中，他提出要周谨予去一趟北京，设法求见邓小平。他说，“只要邓小平能给里根总统拨通一次电话，有可能得到释放。”
张茂林：“她说，金无怠要她去北京见邓小平，邓小平可以救他。我说，这个绝对不可能，我说那个时候，中国根本不承认他是中国的间谍。他怎么可能接见你呢？所以后来她就没有去。”
1986年2月19日下午，周谨予和往常一样去探视了金无怠。那天晚些时候，金无怠还接待了另一位访客——纽约华文报纸《中报》记者陈国坤。那时的他似乎依然相信，中方对他不会袖手旁观。他说：“至少要做给世界看，是不是？人员出了事情，结果，好，就一句‘我根本不理’，这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个国家不负责任，不会永远不负责任，对不对？”
他在拘留所里自杀了
两天后，1986年2月21日上午9点37分，睡梦中的周谨予被电话吵醒。对方自称是报社的记者，对她说：“你的丈夫金无怠今天早上在拘留所里自杀了。”
周谨予后来在回忆录《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中写道：
“我的脑际‘轰’的一声，完全空白了……放下了话筒，双腿发软，站不住。全身好像一滴血也没有，冰冷，双手麻木……”
法警告诉她，21日早上6点半，金无怠吃过早饭后回到房间里自杀。当时他把一个垃圾袋套在头上，用一根鞋带绑紧在脖子上，窒息而死。
他的桌上还放着一封没有来得及寄出的，写给周谨予的信。
拘留所长官鲍威尔：“这是走廊。这个走廊这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同样的格局，没有任何变化。他的房间在这里。
这边是他的卧室，或牢房，这里是起居室。他们可以出来看电视，有人会把餐盘送进来，他们可以坐在这张桌子边吃饭。那边是电话，马桶和洗手池，他们还有一个洗澡间 。
李肃：“这个就是金无怠每天洗澡的地方。当年就是跟现在是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他当年住的地方。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当年他就这住在这里面。这个铁床当年是没有的，所以他睡的地方是在这个砖砌的床上面。”
解不开的自杀谜团
金无怠死后，他做医生的儿子金鹿石参与了法医验尸，结论是金无怠是自杀，没有他杀的嫌疑。然而这并不能完全打消人们的疑虑。
张茂林：“我一直都怀疑，我到现在还怀疑，他完全不像自杀的。最后一次，他那个信里面，还让周谨予第二天给他带什么什么东西，可是那天早上他就自杀了。所以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金美石（金无怠长女）：“父亲是那种当他走进一个房间，整间屋子都会亮堂起来的人。他就是有这样的人格魅力。我也是这样的人，我的哥哥、弟弟也同样。我不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我的父亲也不会。我们都是生命力太强的人。”
约瑟夫·亚若尼卡：“他去吃了早饭，回来后把一个垃圾袋套在头上，再绑上一根鞋带。在我看来，这需要无比的自制力。他像是专门练习过似的。人们的自然反应、直觉应该是把袋子扯下来。但金无怠不是。他就那么坐着。能做到这点真地需要了不起的自制力，我认为，除非有人暗示他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否则他应该不会这么做。”
亚若尼卡所说的“有人”，指的是金无怠生前的最后一位访客——那名《中报》记者。《中报》当时是美国华人社区一份亲中国的华文报纸，与中国官方关系密切。
约瑟夫·亚若尼卡：“或许我过分解读了这件事，但是当有这样一位访客，一位中国的记者，我确信他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人，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派来的。这其中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
李肃：“那个时候你建议给金无怠的量刑是什么？”
约瑟夫·亚若尼卡：“我们没有到那一步，因为他自杀了。你是说本来应该是什么？”
李肃：“对，你本来设想是什么？”
约瑟夫·亚若尼卡：“无期！无期！！无期！！！不能假释！”
中情局线人真名——俞强声
金无怠至死都不知道他是如何暴露的。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说法，1985年10月前后，那个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线人“舵手”叛逃到美国。
李肃：“如果‘舵手’没有离开中国，你们还会逮捕金无怠吗？”
IC·史密斯：“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会忍下来。”
李肃：“所以‘舵手’的叛逃促发了金无怠的被捕。”
IC·史密斯：“是的，是这样的。如果‘舵手’没有采取他的行动，我不知道金无怠今天会不会还健在，但是他本来可以活得很长久，不会被发现。”
李肃：“你见过‘舵手’。”
IC·史密斯：“当然。从很多方面来看，他就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我认为对‘舵手’这类人来说，他们做这样的事纯粹就是为了寻求刺激，为了冒险。有些人做这一行是为了复仇，还有各种各种的原因。但是还有人甚至会倒贴钱去让你找他当间谍，纯粹就是为了那种刺激。”
李肃：“你知道他是怎么被中情局招募的吗？”
IC·史密斯：“不知道。嗯……其实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李肃：“这个‘舵手’的中文名字叫俞强声？”
IC·史密斯：“没错。”
俞强声1985年叛逃前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他的父亲俞启威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投身共产党，化名黄敬，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的第二任情人，也是她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1949年后出任红色中国首任天津市市长；母亲范瑾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长等职。俞强声叛逃后，据传因为邓朴方的力保，才使俞家屹立不倒。他的弟弟俞正声也才得以成为当今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李肃：“你们见面时，他会讲英语吗？”
IC·史密斯： “他的英语有点生疏，但是在慢慢好起来。他非常喜好社交，很外向。在聚会上，他应该是那个可以给大家带来笑料的人。我很愿意和他在乔治城（华盛顿的一个高档商业区）消磨一个晚上，从一家酒吧喝到另一家酒吧。我觉得那样会很有趣。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派对动物。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FBI：俞强声没被中国特工谋杀
大约在1990年前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让金无怠的好友张茂林和俞强声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牌桌上，一位牌友介绍他认识她的先生。
张茂林：“他好像跟我讲，他好像姓张，好像说他是做生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俞强声，当时我并不知道。”
之所以了解到“张先生”的真实身份，是因为牌桌上的另一位牌友给中情局做过翻译，俞强声叛逃后和中情局人员会面时，这个翻译刚好在场。
李肃：“这个俞强声长的什么样子？个子有多高？”
张茂林：“我都没什么印象了，长的普通吧，胖胖的有一点。这个人后来搬到西岸去了，本来住在Virginia（维吉尼亚州）。”
坊间有不少有关俞强声叛逃后的传闻。有人说他来到美国后受到中情局的保护，隐姓埋名，隐居下来；也有人说，他被中共特工暗杀了。
李肃：“听说他搬到加州去了，是这样吗？”
IC·史密斯：“我不能对此发表评论。”
李肃：“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南美洲被中国特工暗杀了。”
IC·史密斯：“我可以戳穿那样的说法。那不是真的。”
李肃：“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IC·史密斯：“过去几天就说不好了。（笑）我也看过那样的报道，说他在危地马拉还是什么地方。”
李肃：“没错，在海边。所以那不是真的？”
IC·史密斯：“不是。”
间谍之女：没有什么能改变对父亲的爱
金无怠的三名子女目前都居住在美国加州。金无怠来到美国之后，只有他的长女金美石曾经在金无怠和周谨予身边生活了两年。金美石不愿出现在镜头前，但她同意带我们去看看父亲的墓园。
在金美石眼中，父亲乐善好施，对于穷人格外慷慨。在路上遇到有人卖10元一副的手套，他会掏出15元给人家。金美石相信，父亲是因为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想要向他们伸出援手才做了他所做的这些。
金无怠就长眠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图市的奥塔玛哈墓园里。在他的青塚之旁，安葬着他的妻子周瑾予。2011年4月，她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金美石说，从小到大，他们兄妹三人只知道父亲为美国政府工作，并不知道那个机构是中情局。父亲出事让所有人感到震惊，他们都觉得一定是搞错了。
尽管谈论父亲并不是家里的禁忌，但是几十年来，一家人很少触碰这个话题，并且愿意一直沉默下去。但是金美石告诉我们：我深深地尊敬、仰慕、热爱我的父亲。我喜欢我爸爸。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