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前由中纪委会监察部公布的100名红色通缉外逃人员名单，至少在两天前就已经从国际刑警组织网站的公开查询系统中消失。
换句话说，现在如果到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查询中国政府追缉的“百名红通人员”，已经无法查到。
一位居住在北美地区、名列“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的女士告诉美国之音，3月19日，她还从这一系统中查到过自己的名字。
现在，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公开查询系统中，能查到的中国政府追缉的红色通缉令逃犯，总共47人（共6页，前5页每页9人，最后一页2人），其中不包括任何一名中纪委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
美国之音记者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书面查询，未得回复。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闻组进行查询，新闻组的一位官员表示向有关方面查询后回复，但两天过去了，也没有下文。
但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公安部表示，今后反腐要常态化，不再采用集中公布名单的方式进行。
2015年4月2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大张旗鼓地宣传“‘天网’行动重拳出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百名红通人员两年追回39
经过将近两年的全球追缉， 2016年10月，中纪委监察部宣布，截止2016年9月，总共追回“百名红通人员”35人。加上之后包括名列百名红通首位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被劝回国归案等，截止2017年3月9日，追回总数为39人。2017年3月8日，中纪委启动“天网2017”行动；3月下旬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在北京宣布“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这一变化是否说明“百名红通人员”已经不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上了？还是说明群众运动式的通缉活动告一段落了？
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把名单从网上拿下去并不代表红色通缉令就无效了，它可能继续按照红通令的程序在走。
继续追缉困难重重
但他认为，当局进行推动红通令落实确有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其中有的并不是贪官，是因为其他原因被列入的，“如王在刚几个月前在美获政治庇护，他也在百人之列，但他的案件中国警方拿不出来什么证据，再加上回国后有可能受到酷刑，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他获庇护批准。”
滕彪说，在网上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的信息很多都经不起推敲，“有些信息可以被相关的当事人拿来为自己所用。甚至有一些我怀疑是假的、伪造的，因为各种原因把某些人放进红色通缉令。”
滕彪表示，即便是贪官，中国政府也没有向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政府提出过硬的证据。而中国司法制度不独立、不公正，是红通令难以将百人都缉拿归案的根本原因，他说：
司法不独立是根本障碍
“中国的司法制度非常不公正，司法不独立，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很难保证公平审判，这些都是遣返红通令上人员的障碍。”
代理过多个红通人员庇护案的纽约执业律师李进进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有的可以公开查询，有的是不公开的。他说：
“有些只限于成员国互通情报之用，以前我处理过一些案子，就是查不到他们被红色通缉令通缉了，最后移民局抓到了人之后，向法庭提供了这个红通材料，我们才知道他确实被通缉了。”
李进进认为，“百人红通名单的消失可能说明在这两种类型中作了调整，有一部人可能因为已经获劝回国了，自首了，当局认为已经完成了通缉任务，就撤下来了。”
把红通当政治宣传起反作用
李进进认为，消失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政府政府认识到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令作政治宣传工具，事实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历史上，即便是纳粹德国，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国际上通缉千名以上的人员，这说明你这个国家腐烂了。
“第二，让人觉得反腐是宣传，而不是司法手段；滥用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功能。百人红通名单，多数是些小案件，并不像中纪委说的，是重要腐败案件的涉案人。”
李进进认为，这种调整可能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去年底担任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有关，“可能他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建议中共中央来作调整。这是我的分析。”
但滕彪认为，孟宏伟任主席使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中的影响更大，“很有可能会使国际刑警组织既有的规定和程序得不到尊重，中国政府很可能利用这样的职务来把一些政治因素加到国际刑警组织的运作中去，比如把一些本来不应该上红色通缉令的人加入进去，这也是未来几年需要关注的。”
